管仲相齐和齐的霸业管仲相桓公，成齐的霸业。其主要的功绩，一在于促进齐之富强，一在于“尊王攘夷”，取得成就。

《史记·管晏列传》“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这是利用齐在地理条件上的优势，顺应人民的意愿，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齐的地理条件，既宜于农耕，又宜于桑麻，而人民善于纺织，又有鱼盐之饶，也便于贸易。这是齐在经济结构上的传统特点。从齐在周初建国以来，就是这样。齐太公在齐的主要措施，就是“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2管仲通货积财”，就是利用土地的肥沃发展农业桑麻，利用纺织和鱼盐经营的传统以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所谓“货”，即指手工制品和货币，而纺织品为大宗。所谓“财”，指土地所出而以谷类为主。《汉书·食货志》说“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大学》说“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这都略可见“财”“货”的关系。通货积财是加强齐国图霸的经济条件，同时也是“与俗同好恶”之一重要内容，是富国强兵的根本大计。

春秋初年，齐襄公荒淫无道，弟兄们纷逃国外。公子纠，由管仲、召忽辅佐，奔往鲁国。公子小白，由鲍叔牙辅佐，奔往莒国。管仲和鲍叔牙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早年曾共同经商。在分钱时，管仲常多拿一些。鲍叔牙知道他家有老母，需要钱花，不以为贪。他曾给鲍叔出过主意，后多失败。鲍叔牙认为，不是主意不好。而是时机不成熟。管仲作过三次小官，都被辞退。鲍叔牙认为，这是国君不贤明，不是他不能干。管仲打仗，总是中途逃回。鲍叔牙认为，这不是胆小，而是不愿在那些权力斗争中白白送死，而且家有老母，也需人奉养。

公元前8年冬，齐襄公被杀。大夫高傒派人迎接小白继位，鲁国听到了襄公的死讯，发兵送公子纠回齐，并派管仲带领军队拦截从莒回来的小白。管仲截住了小白，并射了一箭，射在小白的带钩上。小白装死，管仲信以为真，赶紧使人报鲁。鲁国送公子纠的兵马闻讯后，情绪松懈，行动迟缓，走了六天才赶到齐国都城临淄。这时，小白已当上了国君，就是齐桓公。

第一章管仲、子产、晏婴、叔向春秋时期，社会动荡，列国卿大夫不乏贤能，因时乘势，显名当世。齐之管仲、晏婴，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都是当时政治家中影响较大的人物。第一节管仲管仲相齐以前管仲，名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45年。相传，他是姬姓后人，父名管严2。

2见《史记·管晏列传》。

忠信可结于百姓，不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不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

尽管齐桓公难忘一箭之仇，但他为了图霸，用人心切，终于采纳了鲍叔牙的意见，任命管仲为相。管仲对于鲍叔牙的知已情谊和让贤的品格，始终念念不忘，他感叹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2司马迁在《管晏列传》里赞叹说“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晏列传》又称述管仲的论议“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这是管仲从多方面论述他的政治见解和施政方针。首先，把仓廪实和衣食足放在第一位。仓廪实，是解决国家的储备问题。衣食足，是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其次，君上要遵守法度。这样，可以保持君上的亲属之政治地位的稳定，也可以保持政局的安定。再次，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廉耻的道德教育仍是维护国家生存的重要支柱。复次，政令必须坚决贯彻。“下令如流水之原”，就是说，政令的下达，如水流平原，不可阻挡。但须注意到令顺民心，才能顺利易行。最后，“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这还是一个“与俗同好恶”的问题。管仲的这些见解和方针，表明他为国设想的周详，也反映他向法家前进的走向，但还说不上是变革，还不同于后来法家的变法活动。

《史记·管晏列传》。《盐铁论·相刺》说“越人，夷吾。”

2《史记正义》引韦昭云“夷吾，姬姓之后，管严之子”。不知何据。见《国语·齐语》。

在施政方针的指引下，管仲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对农民“无夺其时”，“相地衰征”。对市场，“贵轻重，慎权衡。”

为了“定民之居，成民之业”，管仲分全国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工商专心本业，免服兵役。士乡即农乡，平时农夫耕田，战时当兵。士乡规定“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每家出兵一人，“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史记·货殖列传》。

2《史记·齐太公世家》。

管仲相齐桓公，有四十年。史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卒成齐的霸业，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战国末年，《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在《韩非子》中，有引用《管子》中的地方，如《难三》“管《左传》，闵公元年。

《论语·宪问》。

2见《孟子·告子下》。

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又“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分别见于今《管子》的《牧民》和《权修》，而文字烦简不同。

《史记·管晏列传》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既然在司马迁时《管子》书是“世多有之”，他见到的《管子》，当是汉代容易见到的书，而上述诸篇为管仲自著，也应是司马迁时一种公认的看法。

看来，《管子》书是研究管仲必读的书，但须谨慎汲取，最好在使用时取得旁证。

第二节子产子产执政以前子产，郑穆公之孙，子国之子，名侨，子产是其字。又字子美。他的家族就是“七穆”之一，即所谓“国氏”。公子之子称公孙，故他又叫做公孙侨。以父为字，故又叫做国侨。

子产的生年不详。郑简公元年，公元前55年，子国、子耳侵蔡。蔡是楚的与国，所以郑侵蔡必然会引起晋楚之争。《左传》襄公八年记载此事说“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无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后来，事实果如子产所说那样。子产当时还是童年，他的父亲子国一听到这话，就斥责说“童子言焉，将为戮矣！”按古代5岁到9岁之间都是童年，我们假定子产这时就是十九岁，那么，子产当生于公元前584年，即郑成公元年。

子产的卒年，《左传》与《史记》记载也有出入。据《史记·郑世家》说，子产于声公五年卒，《循吏列传》又说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卒。考之《左传》，子产自简公十二年为卿（公元前554年，鲁襄公十九年），二十三年执政（公元前543年，鲁襄公三十年），至定公八年卒（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共计前后三十二年。若单以执政论，则治郑只有二十三年，与《循吏列传》所云，相差不多。倘照声公五年（公元前49年）卒计之，则前后达五十九年。单就执政而论，则治郑当在四十八年以上。《循吏列传》与《郑世家》比较，相差至二十余年之久。考定公八年以后，执政者已为子太叔，而献公九年以后，执政者又为驷颛。声公五年，执政驷颛卒。司马迁可能误驷颛为子产了。故《左传》以子产于定公八年卒，可能是正确的。这样，子产生于公元前584年，卒于前522年，享年六十二岁。

关于子产的少年时代，我们今日几乎一无所知。不过，他既然是生长在贵族家庭里的公孙，必定从小受到良好的诗礼教育，这在他所论侵蔡事件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他还是“童子”，就已有这样的政治见识了。他办理外交时，引用诗礼，非常得体，既可见他的智慧学识，又充分显示他的才华。

郑简公三年（公元前53年），正值子驷当国，郑国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暴乱。子驷被暴徒杀死了，子产的父亲子国也牺牲了。当时子产大约二十二岁，他勇敢地组织国人，抵抗暴徒。他帮助了在子驷以后当国的子孔，平定了乱事。

简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子孔与子驷一样专断独行，国人不满。

是年，国人又杀死子孔。子展继位当国。子产为卿，开始了从政的生活，但他尚未插手于内政，而做了几件漂亮的外交活动。

简公十五年（公元前55年），晋国以盟主的身分命郑往晋朝聘。晋平公问郑国何以从楚。子产说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简公）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指晋侯）。执事不礼于寡君。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晋是以有戏之役。楚人犹竞，而申礼于敝邑（郑国自称），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谓我敝邑迩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不朝之间，无岁不骋，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元日不惕，岂敢忘职？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

委诸执事，执事实重图之。这番话的前段历叙自悼公以来郑国与晋国友好的关系，虽然有时不能不“有贰于楚”，那也是因为晋国没有尽到保护小国的责任。后段的语气由委婉而转入严厉，大意说你们大国如果能够安定小国，那小国自然会朝夕去朝见晋庭。如果不怜恤小国的祸患，实际上是为了他项问题——如货贿，口头上却说是征朝，那么，小国负担不起剥削，就要变成仇雠，这是小国感到忧虑的事情。晋侯听了子产这番话之后，自知理屈，再也不责备郑国了。

郑简公十七年（公元前549年），子产寄信给晋范宣子，劝他减轻盟国对盟主纳币的负担。这也是一篇著名的有声有色的外交文件。原信说子（指范宣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有令德也夫！宣子得信后，便不得不减轻诸侯贡物的负担。

这时，因为吴的强盛，在今长江淮水流域一带吴楚不断发生战争，楚国疲于奔命。晋在中间起着挑拨离间的作用。楚自平王以后，已经无力经营北方，因而郑国在外交上渐渐倾向于晋，同时为晋伐陈蔡许等从楚的小国。简公十八年（公元前548年），子展、子产帅师入陈。陈败。陈侯只好穿着丧服，怀抱社主，群众男女也分别系着绳子，作为俘虏，去欢迎郑国的军队，陈几乎灭亡。这次郑的入陈，原是为了讨盟主晋国的欢心，所以子产一待战争结束，便去向晋报捷。晋人间子产“何故侵小？”这大概是晋怕郑强大的缘故。子产也反问说“今大国多数圻矣（意为土地不断扩大），若无侵小，何以至焉？”

子产在外交上的成功，当然也不是只凭他的口才，而是由于他对当时的形势、各国的实力，都能了如指掌，因而能从容进退。简公十九年（公元前547年），楚为了替许报仇，起兵讨伐郑国。郑人准备抵抗。子产却说“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意即贪功一来），不如使逞而归（逞，快也），乃易成也。”子展听从了子产的意见。后来楚师来到郑国耀武扬威了一番，便班师而回。郑国没有抵抗，也没有导致战争。

郑简公二十年（公元前547年），这一年由宋向戌发起第二次弭兵大会。这次大会参加的，有齐、秦、晋、楚、鲁、郑、陈、蔡、许、曹、卫等国。当时中原诸侯各国内部都发生“公室卑弱，大夫专政”的现象。长期的争霸战争，互相砍杀，弄得“夫妇男女，不遑启处，”民生凋敝已极。小国固然受害最深，大国也弄得精疲力竭。楚国虽无大夫专政的局面，但是吴在边境《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上的扰乱也使它穷于应付。因此，当时诸侯各国都有休兵停战的共同要求。大会期间虽然晋、楚、齐、秦四个大国之间发生一点矛盾，但是大会之后，晋楚两国与中原诸侯之间竟维持和平达四十年之久（自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年，到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年）。

晋赵武自宋参加弭兵之会以后，经过郑国。郑简公亲自举行宴会，欢迎赵武。赵武有意试探一下郑国的态度，请郑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印段、公孙段赋诗。最后子产赋《隰桑》之诗曰“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赵武说“武请受其卒章。”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44年），吴季札聘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互相赠答。他对子产说“郑难将至，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2。他已预料到子产将执政了。郑裨谌也对子产寄托很大的希望。

次年（公元前543年），子产有事到晋国去，见到晋叔向。叔向问到郑国强族驷氏、良氏之间的斗争。子产没有表态。后来驷带（驷氏）率国人讨伐伯有。子产说“兄弟如及此，吾从天所与。”他依然没有左右袒。伯有死后，他枕股而哭之，并且以礼把伯有的尸体埋葬了。驷氏的人要打子产。子皮劝止他们，说“礼，国之干也。杀有礼，祸莫大焉。”3这年，应该轮到子皮执政。但是他保荐子产执政。子产推辞说“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但子皮竭力他，终于接受了执政4。子皮是属于罕氏强族，他没有参与驷良之间的斗争。子产执政以后的内政外交活动，都得到子皮的。因此子皮死时，他不禁失声而哭，说“我已，无为为善矣！唯夫子知我！”

子产执政期间的内政外交还在子产年轻时，有一次他问然明“为政”。然明回答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很同意他的见解，并去告诉子太叔。子太叔就是子产执政以后的继承者。

又有一次，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回答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2这话比然明所说，似乎要更稳重些。后来子产执政，他的内政外交基本上按照他的这个言论去做的。

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子产从陈结盟回来，他对郑大夫们说“陈，亡国也，不可与也。聚米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门，以介于大国，能无亡乎？不过十年矣”3。这种情形，与子产自谓郑“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无何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2《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3《左传》，襄公三十年。

4《左传》，襄公三十年。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2《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3《左传》，襄公三十年。

同，虽然陈当时确比郑要弱小得多。由子产对陈的评论看来，他是有意维护公室的权力，而反对私家贵族的“政多门”的现象。

在子产刚执政前，驷良方争，他并不左右袒。这可能是他自己感到政治力量还不稳固的缘故。在“七穆”的强族中，以驷良两族最为强横。后来，良氏被驷氏赶出国外，不久又被杀死了，从此驷氏独强。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年，公孙楚（游氏）与公孙黑（驷氏）为争夺一个女人而发生斗争，公孙黑表现得更加横蛮。子产反而把公孙楚放逐出国。董隧之盟，罕虎等六族私盟，公孙黑知道了，硬要参加。子产也不加讨罪。这样过了一年，公孙黑将作乱，其族人和诸大夫都反对他。子产乘机把公孙黑处死。驷氏强族才稍衰。

其次，丰氏罕氏也很强大。子展、子皮即属罕氏，是子产执政的者。子产执政不久，丰卷要求田猎一次以便获取新鲜禽兽作为祭祀品。子产说“唯君用鲜，众给而已”，没有答应。丰卷便准备动武，赶走子产。子皮又子产，丰卷反而被迫逃奔晋国。子产把丰卷的田里全部保存起来。三年后，丰卷回国，子产又把田里，包括三年内田里的收入，归还给丰氏。由此可见子产对贵族的曲意回护了。西周时土地本是王有的，但是贵族既然可以长期占有，实际上也就等于私有了。此由丰卷的田里一例可以看出。

但是也有相反的例子，郑简公三年，公元前539年，公孙段相郑伯骋晋，晋平公很喜欢他，把州的一块土地赐给公孙段。但是这块土地（在晋郑交界之处）已经历过多次主人，韩宣子、范宣子、赵文子三家又争着要它。所以公孙段一死，子产劝公孙段的儿子丰施把这块土地归还晋国。丰施已同意了。当时晋韩宣子执政，子产对韩宣子说“日君以夫公孙段为能任其事，而赐之州田，今无禄早世，不获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闻于君，私致诸子。”这就是土地只能占有的例子。当然，如果这块土地原是郑国的土地，那么丰施继承其父是理所当然的。

自弭兵之会以后，晋楚之间保持和平。子产是比较亲晋的，他为卿时就曾数次骋晋。由于他的外交辞令和利用周礼，他在朝骋和轻币等问题上，都给郑国争得光彩。执政以后，他也几次赴骋，可以算是礼仪性的。郑定公元年，公元前529年，晋会诸侯于平丘，子产和子太叔相郑赴会。鲁、周、齐、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也都参加了。这却是一次重大的会盟。在开会前一日（七月癸酉）先举行朝晋礼。子产命外仆（官名）速张幄幕，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到了晚上，子产听说子太叔还未张幄幕，使速往，却无余地了。仅此小事，也可见子产的外交经验和才能都要比子太叔为高明。次晨甲戌，会盟典礼开始，而又发生“争承”问题。《正义》解释承，就是贡赋，言诸侯所出贡赋，各国按照班爵大小而有不同。子产认为郑是伯男，不该与公侯同列。子产根据周礼，说了下面的一番话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言郑国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应出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使人通骋问者）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犹缺，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子产理直气壮，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终于不得不答应。结盟之后，子《左传》，昭公十三年。

太叔责怪子产，他说“诸侯若讨，其可读乎？”子产回答说“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国不竟亦陵，何国之为！”子产对于当时晋国六卿专政的情形，是很清楚的。据说，后来孔子听到子产为国争承的事情，赞叹说“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且曰合诸侯，艺贡事，礼也。”2郑定公四年（公元前52年），晋韩宣子骋郑。郑伯欢迎他，举行宴会。郑大夫孔张后到，立于客间。掌司仪的纠正了他。孔张走到客的后面，客不让进去。他到挂乐器的地方站着。这种失礼的行为是要被贵族阶级所讪笑的。郑大夫富子因此向子产谏议道“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礼，吾子之耻”。他是想子产惩罚孔张，以讨好于大国的权臣，子产为了保持郑国的尊严，很不高兴富子的媚外态度，怒斥了富子一顿。

又，晋韩宣子有一只玉环，另一只在郑国的商人那里，因此他趁骋郑之际，要求子产给他配成一对。这本是韩宣子的私事，但郑国子太叔、子羽等怕得罪于晋，不得不要求商人给他。独子产不肯。他说，政府与商人世有盟誓“尔（指商人）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所以他不能为韩宣子强迫商人一定要卖给韩宣子。子产接着严正地说“今吾子（韩宣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韩宣子听了子产的话，再不敢要玉环了，说“起（宣子名）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失诸侯和鄙郑国），敢辞之。”此与上事同样，子产维持了郑国的尊严2。

这时期，子产对于楚国也保持和平的关系。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年，楚公子围骋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将入馆舍时，郑发现楚人带着兵器，使行人（办外交的）子羽与楚交涉。公子围让步，倒挂着弓衣（橐）以示无弓，进入馆舍，迎接新妇。这件事虽由子羽出面交涉，实际上也是子产的意思3。

当时，正值楚郏敖在位，公子围篡位的野心已日益暴露。他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在郑边境修筑犨、栎、郏三城，郑人害怕起来。子产知道公子围的目的是在转移国人的目标，而不是真正要攻郑，所以他说“不害，令尹（指公子围）将行大事（言将弑君）而先除二子（指黑肱及伯州犁）也，祸不及郑，何患焉！”这年冬，公子围果然弑死郏敖自己即位，是为灵王。由此可见子产对于当时列国形势是瞭如指掌的，所以他能断定公子围筑城的目的不在郑国。

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年），楚公子弃疾赴晋过郑。郑罕虎、子产、游吉从郑伯在相欢迎他。弃疾很有礼貌，见郑伯以马八匹作为礼物，如见楚王一样，见子皮（罕虎）如上卿，以马六匹作为礼物，见子产以马四匹，见子太叔以马二匹，各如其分。并且下令他的随从士兵，不刍牧，不进入田中，不砍伐树木，不强买等等。这是过去楚人进入小国境内所没有过的现象。因此子皮、子产、子太叔推测弃疾将有为王的野心。后来灵王被弑，公子弃疾为王，是为平王。这个例子同样说明子产能够洞察列国形势，所以料事如神。2《左传》，昭公十三年。

《左传》，昭公十六年。

2《左传》，昭公十六年。

3《左传》，昭公元年。

《左传》，昭公六年。

子产的三项改革子产政治生活上最大的成就，是他执政后立即进行的三项改革。

第一项是田制的整理、改革。《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此事云（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这次田制改革实际是二十年前子驷“为田洫”的继续。《孔疏》解释“为田洫”说“为田造洫，故称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过制。子驷为此田洫，正其封疆，于分有剩则减给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孔疏》的解释是正确的。《左传》记述子产的改革特别说“大人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一语也可证明。这就是说，春秋以后原来的井田制已经逐渐破坏了。破坏的原因就是有一些贵族“占田过制”，不但原来的公田已由贵族占有而变为私有，而且农民的私田也可能被他们所掠夺，从而代耕公田也就成徭役剥削了。这自然会引起广大的人民和一部分没落的贫穷贵族（包括“士”在内）的不满。而这种改革必然会牵涉到既得者的利益，子驷那次改革的失败，就是四族丧田者引起来的暴乱。故子产改革之后一年，舆人之诵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这几乎又要酿成与二十年前同样的暴乱。《左传》记载那次暴乱，特别引用《郑书》称“盗”者并非大夫，因此“舆人”可能主要指“士”（上文“大人”指大夫，见杜注）。他们是有田的（即所谓“士食田”）。也有“隶子弟”（见《左传》桓公二年）。因此，舆人之诵说“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他们中间必定也有占田过制的，因而也必定有没落的贫穷的人。三年之后，大概是因为生产发展了，而且土地不均的现象停止了，他们就普遍地对子产的改革表示拥护，所以舆人之诵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子产这次改革，恐怕是整理多于改革。因为从“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看来，他并不废除国野（乡、遂）的制度。服，不是车服，而是服役之服，即所谓“上所以事神，下所以事上”的等级服役制度。

第二项改革是“作丘赋”。这是在郑简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38年），距他的作田洫的改革只五年，距鲁国作丘甲则晚五十二年。《谷梁传》对鲁作丘甲说“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按丘本是被征服部落的地区，他们是不服兵役的，因而也无作甲的义务。现在鲁国统治阶级要被统治的野人也制作甲，当然是“非正”的，郑作丘赋，大概与鲁作丘甲相同。就是说，郑国统治阶级从此也要丘所在的被统治阶级供应军赋了。赋本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等，所以郑作丘甲与鲁作赋并无不同。这是春秋以来由于战争的频繁，各国普遍地有加赋的趋势。统治阶级不一定预料到，这样一来，国野的界限却不知不觉地取消了。

子产这次改革，同样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这是必然的。如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已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产毫不动摇，他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吾不迁矣。”这种坚定的意志，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所少有的，也就是他所以成功的原因。

第三项改革，是铸刑书。这是在郑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年）。它与晋铸刑鼎应该相同，而时间上却早于晋国二十三年（前53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是我国文献上第一次明确用铁的记载。虽然郑铸刑书是否铸在铁铸的刑鼎上，不能断定，但既然说“铸”，很可能也是铁鼎，郑铸刑书，晋叔向写信给子产表示反对，他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他的言论与二十三年后晋铸刑鼎，孔子所反对的言论全出一辙。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两相比较，可知铸刑书和铸刑鼎，就是把贵族阶级的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加以公布。在此以前，只是贵族阶级的习惯法，不成文法，也即所谓“礼”，而铸刑书以后，则是成文法。礼只施于贵族，刑（指体罚）则施于平民、奴隶。因此铸刑书和铸刑鼎必然对于贵族不利，而引起叔向、孔子等人的反对。

应该指出，刑书的公布必定是阶级矛盾的结果。因为子产给叔向的回信说“侨（子产）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倘使不是为了无法解决的阶级矛盾，何以说话如此严重！子产于临死前给子太叔的遗嘱说“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子产死后数月，子太叔执政，他不忍猛而宽，结果是“郑国多盗，取（聚）人于萑苻之泽。太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子产），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依《左传》的记载，萑苻之盗似乎发生在子产死后数月，这或是为了故意给子产隐讳，而在子产生前已经发生，就是说，在子产铸刑书时必定已经发生，否则子产给叔向的回信说“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就不能理解他死前的遗嘱里，说什么宽猛云云，也就成为无的放矢了。

我们知道，雅典公布德拉古成文法，罗马公布十二铜表法，都是平民不断地剧烈地反对贵族特权才取得的。尽管那些成文法还很不平等，条文非常之残酷，但是有了成文法的公布，总比把法律藏在贵族手里，要对平民有利。以此类推，我们认为郑晋刑书的公布，对平民也可能比较有利，而这正是叔向、孔子等人反对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子产的改革虽然有其抑制贵族的一面，但是他对于贵族也有曲意回护的一面。

子产的思想子产不只是政治家，而且是思想家。他的政治活动，可以说只属于郑国，而他的思想，不只影响于春秋时期，而且影响于后代。

子产是一个很博学的人，这与他少年时受到良好的诗礼教育是分不开的。郑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年），子产到晋去问候晋平公疾病。叔向问子产说“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回答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左传》，昭公二十年。

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日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萦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萦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

叔向听了这番话后，说“肸（叔向）未闻也，此皆然矣”。晋侯听到子产的话，说“博物君子也”。他不但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参、商二星的神话传说，而且说明了男女同姓不婚，其生不蕃的生理原因，指出晋侯的疾病不是由于实沈台骀为宗，而是由于男女饮食的缘故。

又如后来子产第二次骋晋，晋侯生病，已经三月，梦见黄熊。韩宣子问是什么厉鬼。子产回答说“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首先他驳韩宣子厉鬼之说，接着他又讲述黄熊的故事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子产强调人事，但是他并不否认鬼神的祭祀的意义。这种态度与孔子“祭神如神在”一样。

简公三十年、三十一年间（公元前53、535年）郑国发生一次闹鬼事件，人们纷纷传说“伯有至矣！”（伯有被子晢驷带所杀）而且有人传说，梦见伯有披着兵甲走过，某月某日要杀死驷带和公孙段。后来驷带和公孙段果然如期而死，因此众人惊慌得很。子产在这种情况下，为伯有立了庙，并让良止（伯有子）和公孙泄（子孔子。子孔也是被国人杀死的）继为大夫。子太叔不解其故。子产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意思是说要使他的魂魄有所归宿。太叔又问“公孙泄何为？”（子孔不为害，问何为立公孙泄）子产曰“为身无义而图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意思是说，为了满足群众的心理要求，有时政治上不能不反其道行之。公孙泄虽非冤死，但是借伯有立庙，只是“无义而图说”而已。因此，子产虽然不是无鬼神论者，但是他仍然重在人事，或者只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这和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其义实在相似。后来子产到晋国去，赵景子还问“伯有能为鬼乎？”子产也不否认鬼神，他接着说，伯有是大族，而且从政三世，不幸“强死”（即被人杀死），能为鬼，不亦宜乎？”2说穿了，伯有为鬼害，就因为他是大族。

《左传》，昭公元年。

《左传》，昭公七年。

2《左传》，昭公七年。

春秋时期，贵族阶级内部还保持着氏族贵族的民主精神，古代所谓“德治”、“仁政”。尽管有后人的夸张，其实就是氏族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决不是儒家空想出来的。子产从政，他没有子驷、子孔那样专断，而是相反。《左传》襄公三十年云“子产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由此可见子产执政时期，尽管郑仍旧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强族也仍旧专横，但当时无论内政外交都比过去要稳定得多。这不仅是子产一人的智慧才能，而是他的班子比过去要健全得多，也就是他能够更多地发扬了贵族民主的精神。

子产的民主精神，在“不毁乡校”一事上也表现得很明显。《左传》记载道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

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仲尼闻是语也，曰“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2传说，“乡校”即古之“明堂”，为讨论、执行政治的地方，春秋时是否尚有此制，已不可知，不过它可能还作为古建筑保留下来，而且为人游观之所，并按照旧习惯大家在这里议论政治。然明主张“毁”，子产不主张“毁”，正可说明子产的民主精神。

子产不但尊礼，知礼，而且《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产论礼的一大段话，从内容看来，却可证明子产是礼的专家。有云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命，因天之性，生其大气，用其五行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

赵简子听了子产的议论之后，赞叹他说“甚哉！礼之大地！”

在礼法的问题上，子产仍旧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礼是第一位的，不得已才用法或刑罚。他之铸刑书就是其例。

在天道观方面，子产确有超出同辈的人的地方。他的一句名言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这是郑定公六年（公元前524年），宋、卫、陈、郑四国发生大火，裨灶是懂天文的，他预先警告过子产，要子产以瓘斝玉瓒禳火，子产弗听。后来宋、卫、陈、郑果然大火，而且依裨灶说郑还要大火。子产没有听从裨灶的话去禳火，因此说了上面这话的。依子产的意思，天道就是自然的规律，它与人的规律是无关的，所以并不同意裨灶的话，至于禳火更是迷信之举。子产不只不听从裨灶的话去禳火，反而对于防火却做了充分的准备。郑国也未发生第二次大火。子产认为“天道”与“人道”是没有关系的，而应尽力《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左传》，昭公十八年。

于人事方面，这种观点与孔子基本上也一致的。

又郑国旱灾，子产使屠击、祝欵、竖树三人到桑林祭祀求雨。他们到后，反而把桑林砍伐了，不雨。子产说“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2因此把屠击等三人的官邑夺取了。天旱到桑林求雨，这是商代以来的老风俗，不过大片的森林可以引雨，这在科学上有一定的道理。子产命屠击等到桑林祭祀，这是他遵守传统的风俗的一面，但他既说“艺山林也”也似乎认识到森林与天雨的关系。

有一次，郑又大水。据说，在郑城外洧渊出现龙斗，国人要求萦祭，子产不答应。他说“我斗，龙不我觌（见也）也，龙斗，我独何觌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这仍是“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思想。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孔子耳里（时孔子29岁）他流着眼泪说“古之遗爱也！”2孔子与子产生前似未谋面，但是孔子是深深地敬爱子产的为人的，他这一叹语与“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正是因为他们思想上有共鸣的地方，才可能说出这么深切的话。

2《左传》，昭公十六年。

《左传》，昭公十九年。

2《左传》，昭公二十年。

第三节晏婴、叔向晏婴相齐晏婴，字仲，溢平，习惯上多称为平仲。东莱夷维（令山东高密县记》称其“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则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司马迁为晏婴立传，对他极为推崇，说“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耶？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哭齐庄公成礼，进谏节俭，这是我们所知晏婴一生中的重要事迹。

晏婴哭齐庄公成礼，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较详的记载。当时，崔杼设置圈套，预谋杀害庄公。庄公要与崔杼之妻通奸，陷入圈套。晏婴闻讯，来到崔氏住宅的门外。有人问晏婴，你要为君而死吗？回答是，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有人又问，你要跑到别处去吗？回答是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又问你回去吗？回答是君死安归。接着，晏婴说出一番道理“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崔家的门打开了，晏婴走进去，枕尸而哭。兴，三踊而出。有人就跟崔杼说，一定要杀掉他。崔杼说“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这段故事表明晏婴在生死的关键时刻，能作出理智的选择。他没有死，但并不怕死。崔杼敢于杀害庄公，而不敢杀害晏婴，这可见晏婴在当时政治天平上分量之重。

晏婴进谏，有时，是象司马迁所说，“犯君之颜”，因事引导，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公元前522年，齐景公生病已经一年，还没有好。诸侯派人来问疾者不少。梁丘据和裔款说，“我们祭祀鬼神，比先君还要丰盛。现在君主病了，使诸侯担忧。这是祝史之罪。诸侯不知内情，要说我们不敬鬼神了。”他们建议杀了祝史，以便向诸侯解释。景公把这个意思告诉晏婴。晏婴说若是有德行的君主，内政外事不荒废，上下无怨恨，举动不背时，那么祝史向鬼神陈说实情，也不会有什么惭愧。因而鬼神也会飨用祭礼，国家也会受到福泽，祝史也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如果遇到的国君，内政外事偏颇邪恶，朝野上下怨恨，举动邪僻背理，纵欲贪私，高台深池，淫乐无已，斩刈民力，掠夺民财，从而酿成过错，又不体恤后代，暴虐放纵，胡作非为，毫无顾忌，不考虑怨谤，不害怕鬼神，把鬼神的震怒和百姓的痛恨都不放在心上，那末，祝史若陈说实情，则是诉说国君的罪过；如果祝史掩盖过错、列举好事，则是虚诈欺骗。所以鬼神不享受祭祀，国家因而得祸，其中也有祝史的份。夭、昏、孤、疾者所以存在，只因为有暴君的缘故。

景公问那末，怎样办呢？晏婴回答说这不是杀祝史所可办到的。现在山林泽薮，盐蜃，都设官看管。贪鄙的人掌握权力，各处的关卡横征暴敛，世袭的大夫强买货物；政令无准则，赋敛无节度，宫室不断更新，淫乐不止，宠妾在市场肆意掠夺，宠臣在各处假传教令，私欲不能满足，就加害百姓。百姓痛苦困乏，夫妇都在诅咒。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地，摄地以东，姑地，尤地以西，人口多得很呢！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

晏婴的这次进谏，有进步思想的内容。“祝不胜诅”，有无神论和人民性的倾向。这次的进谏，是有政治效果的。景公指示大臣们宽政、毁关、去禁、薄敛，裁减了一些不利于民的机构和法令。

也是在公元前522年，晏婴又一次的进谏。《左传》昭公二十年说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梁丘据）驰而造焉。

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

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

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这番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和而不同，就是听取多方面不同的意见，不要偏听。二是于一种意见之中，也要有可有否，作出一些分析，不要囫囵吞枣。晏婴所说，是如何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问题。他的话说得委婉，但是关系国君政治作风的大问题。

晏婴坚持节俭。对违背节俭的事，虽君命有所不受。《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景公打算为晏婴更换住宅，说，“你的住房靠近市场，又低湿狭小，喧闹多尘，不能在这儿居住了，把你房子换到高爽的地方吧。”

晏婴辞谢说“君的先臣就住在这里，下臣我不足以继嗣祖业，住在这里就已经过分了。况且小人靠近市场，早晚得到所需要的东西，这与小人有便利之处，岂敢麻烦里旅的人为我建造新房呢？”

景公笑着说“你居近市场，知道物价的贵贱呀？”晏婴说“当然知道。市上的履贵踊贱。”这是晏婴乘机谏景公刑罚之多。景公听了晏婴的话，为之减刑。

等到晏婴出使在外，齐景公命人更换了晏婴的住宅。晏婴从国外回来，新住宅已经建成了。然而，晏婴拜谢以后，就将新宅拆毁了，并重新建造邻居的房屋，都象原来的样子，让原来的住户又重新搬了回来。

《晏子春秋》记晏婴总是乘坐破旧的车子，驾车的马也老瘦不堪。齐景公见了说“你的俸禄太少了吧？为什么你的车马这样不好呢？晏婴说臣得暖衣饱食，敝车驽马，以奉其身，于臣足够了。

晏婴走后，齐景公命梁丘据给晏婴送去了漂亮的大车和骏马。一连送了三次，都被拒绝了。

齐景公很不高兴，就把晏婴召来，对他说你不接受车和马，我以后也不再坐车了。晏婴说你让我统辖全国官吏，我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从俭处事，《左传》，昭公二十年。

见《韩非子·难二》。

以便给全国的人们作个样子。这样，我还恐怕他们有奢侈浪费和不正当的行为。现在你在上面是辂车乘马，我在下面也乘坐这么好车马，这样一来，有些人就要学你和我的样子。上行下效，会弄得全国奢侈成风，我也就无办法去禁止了。最后，晏婴还是辞而不受。

车马和住宅，好象只是生活上的事，但从晏婴作为齐相的身份说，却是关系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大事。司马迁说他“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可见他对于节俭的坚决及其政治影响。他对于节俭的一些议论，也有人民性的倾向。晏婴作为一国之相，于上述各事外，对人才的敬礼，任用，特别重视。

有一次，齐景公出猎，上山见虎，下泽见蛇，以为不祥。晏婴说“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也。”又有一次，齐景公问晏婴如何改变齐国的政治。晏婴说国具官而后政为善。景公很不高兴，说“齐国虽小，何为不具官乎？”晏婴说“这不是我要说的意思。昔先君桓公身体堕懈，辞令不给，则隰朋侍。左右多过，刑罚不中，则弦章侍。居处肆纵，左右慑畏，则东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则宁戚侍。军吏怠，戎士偷，则王子成父侍。德义不中，信行衰微，则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长续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是以辞令穷远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顿。是故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闻者也，故曰未具。”2晏婴的这两次议论，见于《说苑》，或多浮词，但略可见晏婴对人才的重视。

《史记》记“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

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惧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又记“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这两段记载，写出了晏婴在为国、敬礼、任用贤才的不平常的作风。司马迁为晏婴立传，很重视这两件事，把它们放在传记的重要地位上。

公元前500年，晏婴卒。生年不详，开始相齐之年亦不详。但他的政治生活，主要是在齐景公时期，当无可疑。景公听到晏婴死之后，急忙奔丧，伏尸而号，悼念他对自己的日夜督责，“不遗尺寸”。十七年后，景公还怀念他，说“自我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未曾闻吾过、不善。”世传《晏子春秋》一书，系后人对晏婴言行的辑录，似成于战国人之手，内容多系传说，不尽可信。

叔向论政《晏子春秋·景公以晏子乘弊车驾马使梁丘据遗之三返不受》。

2《说苑》卷一，《君道》。

《说苑》卷一，《君道》。

叔向，羊舌氏，名肸，是晋的公族，历事晋悼公、平公和昭公，死于公元前528年或稍后，生年不详。晋悼公时，傅太子彪，即后来的平公。他在晋国没有执掌国政，但以正直和才识见称于时。他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政治见解和政治风范。

公元前552年，晋平公六年，叔向的异母弟弟羊舌虎因罪被杀，叔向也被囚禁。平公宠臣乐王鲋向叔向表示，说他可以去说情。叔向不理他。并向人表示，只有祁奚才可以帮助他。他说“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难道会单独把我丢下吗？”后来，情况的发展，正如叔向所料。平公向乐王鲋询问叔向的罪过。乐王鲋回答说不丢弃他的亲人，可能是同谋。当时祁奚已经告老休养了，听说叔向的情况，坐上传车去拜见范宣子，说“谋而鲜过，惠不倦者，叔向有焉”。这是国家的柱石。即使他的十代子孙有了过错，还要赦免，用以勉励有才能的人。现在一旦自身不免于祸，而使之丢掉国家，这难道可使人理解吗？鲧被诛戮而禹兴起，伊尹放逐太甲而又做了他的宰相，也没有受到怨恨。管叔、蔡叔被诛，而周公辅佐成王。为什么叔向要为了羊舌虎而被杀？宣子被说服了，同往劝说平公赦免了叔向。祁奚和叔向都不认为这件事的处理是由于私情。祁奚不见叔向就回去了。叔向也不向祁奚表示感谢而去朝见晋平公。

公元前54年，晋平公十二年，宋国的向戎发起弥兵之会。晋、楚两国是主要的参与者。晋国的代表人物是赵武，叔向是赵武的副手。楚国的代表人物是令尹子木。要会盟了，楚人衣里裹上皮甲。这实际上是对晋及晋方诸国的不信任。楚国伯州犁说“会合诸侯的军队，而做不信任人的事，恐怕不可以吧。诸侯盼望受到楚国的信任，因此前来盟会。如果不信任别人，这就是丢掉了所用来使诸侯信服的东西。”他坚决请求子木解除皮甲。子木说“晋国和楚国缺乏信用，已经很久了，干对我们有利的事就是了。如果能满足愿望，哪里用得着信用。”伯州犁退下去，对人说“令尹将要死了，不会到三年。但求满足意志而丢弃信用，意志会满足吗？有意志就形成语言，有语言就生信用，有信用就巩固意志。这三件事互相关联、彼此确定。信用丢了，怎么能活到三年呢？”赵文子为楚人裹甲而感到担心。叔向说“这有什么可怕？一个普通人一旦做出了不守信用的事，尚且不得好死。如果一个国的卿，会合了诸侯而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必然不能成功。说话不算数的人不能给人造成麻烦，这是你不必担心的。用信用召集别人，而又用上了虚伪，必然没有人亲附他，那里能危害我们？而且我们依靠着宋国来防守他们制造的麻烦，那就能人人舍命。和宋军一起舍命抗敌，即使楚军增加一倍也是可以的，我有什么可怕呢？而且事情又不至于到这一步。嘴上说消除战争以召集诸侯，反而发动战争来危害我们，我们的好处就多了，这我们是不必担心的。”

晋国和楚国争执歃血盟誓的先后。晋国人说“晋国本来是诸侯的盟主，从来没有在晋国之前歃血的。”楚国人说“你说晋国和楚国的地位对等，如果晋国永远在前面，这就是楚国弱于晋国了。而且晋国和楚国交换着主持诸侯的结盟已经很久了，难道专门由晋国主持？”叔向对赵武说“诸侯归服晋国的德，不是归服它主持结盟。你致力于德，不要去争执先后。而且诸侯会盟，小国也一定有主盟的人，让楚做晋的小国，不也是可以吗？”于是《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就让楚国先歃血。《春秋》记载会盟诸国的顺序，把晋国放在前面。《左传》说，这是由于晋有信用。

会后，宋公招待晋、楚的大夫。赵武为主宾。楚令尹子木跟他说话，赵武不能回答。叔向在旁边说话，赵武也不能回答。子木回国后，对楚王说“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弭兵之会的成功，和缓了南北对抗的紧张形势，这当是符合各国人民愿望的。叔混在大唐之我是罗成sodu向在会盟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公元前537年，晋平公二十一年，晋韩起以叔向为副手，入楚送女。在路经郑国的时候，子皮、子太叔慰劳他们。太叔对叔向说“你要当心，楚王是非常骄横的。”叔向说“他非常骄横，只有对他自己有害，对别人有什么关系。若奉我币帛，慎我威仪，守之以信，行之以礼，敬始而思终，终无不复。从而不失仪，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训辞，奉之以旧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国，虽骄横，又能对我怎么样。”叔向所说的主要内容是“守之以信，行之以礼。”“守之以信”，是遵守出使的任务，也就是送女成婚。“行之以礼”，是按传统的规范行事。“信”和“礼”，在叔向的言论中，往往是被强调的。此外，“度之以二国”这句话也是重要的，是说要审度晋楚二国之不同的形势，也即国家的实力。

后来，事实证明，太叔和叔向的话都是对的。楚王在韩起、叔向等到达后，对群臣说，他要派给韩起、叔向等人担任不体面的职务，以羞辱晋国，自己好痛快痛快。群臣没有人答腔，只有启疆说了话。他指出，晋自鄢之战以来，一直没有放松警备，两晋臣到楚以后的一切活动又都依礼行事。晋国送亲的使者，都是各国卿大夫中著名的人物，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不可轻易得罪了他们。他说楚王的想法“将以亲易怨，实无礼以速寇，而未有其备，使群臣往遣之客以逞君心。”这番话把楚王说得省悟过来，他说“不穀之过也。”于是以厚礼接待韩起。本来想找麻烦使叔向为难，但也做不到，只得也用厚礼接待了叔向。公元前53年，晋平公二十二年，郑铸刑书。叔向致照书子产，表示他对公布刑书的意见。叔向在书中说“始吾有虞于子，今财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涖之以彊，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负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徵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子产不同意叔向的意见，答书坚决而委婉地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左传》，昭公五年。

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2叔向和子产的书信，是春秋政治史上的重要文献。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有严重的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对待礼的态度。叔向主张“行之以礼，守之以信”，防民有争心。子产铸刑书，则“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叔向看不到传统的社会秩序必然要灭亡，他看到的是刑书公布后所要发生的新的矛盾。子产是主张改变传统的社会秩序的，但他也并不认为新的办法就可能彻底解决矛盾。所以他说“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叔向和子产，在政治思想上的具体表现尽管不同，但又都表现了春秋这一动荡时期的政治家看不到历史前途的苦闷。

公元前533年，晋平公二十五年，周王朝的甘大夫和晋的阎大夫嘉争夺阎地的土田。晋的梁丙、张趯率领阴戎进攻王朝的颍邑。周王使詹桓柏向晋致词，指出周之疆土及封建子弟的历史，意在谴责晋对历史使命的背弃，谴责晋率戎人伐诸姬的错误。最后指出周王室同晋的关系，“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如晋要“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也就无可责备了。叔向对韩起说“文公之霸，难道能改变制度吗？他辅佐拥戴天子，是很恭敬的啊。从文公以来，累代都有不合礼的活动，损害了宗周，暴露了自己，诸侯对晋的三心二意不也是应该的吗？天子的致辞，你还是要考虑考虑。”韩起同意叔向的意见。这时，周王的姻亲有丧事，晋就派赵成到周吊唁，送去阎的土田和入殓的衣服，遣返在颍地抓到的俘虏。周王也派大夫宾滑逮了甘地的大夫襄，来讨晋国的喜欢。晋对他加以礼遇而放了他回去。

公元前53年，晋昭公元年，楚王召蔡灵侯于申而杀之，使公子弃疾帅兵围蔡。韩起问叔向说楚国会战胜吗？叔向回答说“可以战胜的。蔡侯得罪了他的国君（指其杀父自立）而无恩于民！天要假手于楚以处死他，为什么不能战胜他呢？但我听说，不讲信而微劳得利，不能有第二回。楚曾使陈太孙吴伐陈，说将要安定你的国家。陈人听从了他的命令，就把陈变成一个县。现在又诱蔡而杀了其君，以兵围了蔡。虽侥幸得胜，也必然受到灾殃，这是不能长久的。以前，桀战胜了有缗而丢掉了国，纣战胜了东夷而丧失了生命。楚疆小，地位低，而比桀纣还要暴虐，能够没有灾祸吗？上天借助于坏人，不是降福给他，而是增多他的罪恶而降罚于他。比如天有五种材料而由人使用，材力用尽也就丢了。因此楚国不能拯救了，也不能复兴了。”公元前529年，晋昭公三年，楚公子比（即子干）、公子黑肱、公子弃疾等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入楚，与楚灵王争夺王位。韩起问叔向子比会成功吗？叔向说“他不会成功。如想得到国家，必须克服五项困难。有了显贵的身分而没有贤人，这是一。有了贤人而没有人内应，这是二。有了内应而没有谋略，这是三。有了谋略而没有人民，这是四。有了人民而没有德，这是五。子比在晋国十三年了，晋、楚跟从他的人，没有知名之士，可以说没有贤人。族人被消灭，亲人背叛，可以说没有内应。没有可乘之机而轻举妄动，可以说没有谋略。一辈子在外边作客，可以说没有人民。流亡在外没有怀念他的象征，可以说没有德。楚王暴虐而无所顾忌，是自取灭亡。2《左传》，昭公六年。

《左传》，昭公九年。

《左传》，昭公十一年。

子比不顾这五项困难而杀死原来的国君，谁能帮助他成功呢？享有楚国的，大概是弃疾（平）吧。他统治着陈、蔡两地，方城山以外也归属于他，烦杂和邪恶的事情没有发生，盗贼潜伏隐藏，虽然有私欲而不违礼，人民没有怨恨之心。神灵任命他，国内的人民相信他。芈姓发生动乱，必然是小儿子立为国君，这是楚的常例。得到神灵的保佑，这是一。有人民，这是二。有美德，这是三。受宠而显贵，这是四。年纪最小，合于常例，这是五。弃疾有这五项优点，可以消除那五项困难，谁还能够伤害他呢？子比的官职，不过是右尹；他的地位，不过是庶子；论起神灵所命，也是远的。贵和宠，对他都说不上。百姓没有怀念他的，国内没有亲附他的。他要凭什么立为国君呢？”

韩起说“齐桓公、晋文公不也是这样吗？”叔向回答说齐桓公、是卫姬的儿子，受到僖公的宠爱；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为辅助；有莒国、卫国作为外援；有高氏、国氏作为内应；从善好象流水一样，行动迅速；不贪财货，不放纵私欲，施舍不知疲倦，求善没有满足。由于这样而享有国家，不也是合适的吗？我们的先君文公，是狐季姬的儿子，受到献公的宠爱；喜欢学习而专心一志。他生年七十，就得到五个人材。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作为心腹，有魏犨、贾佗作为臂膀，有齐、宋、秦、楚作为外援，有奕氏、郤氏、狐氏、先氏作为内应。他逃亡在外十九年，坚守自己的意志。惠公，怀公丢弃人民，人民因而亲附文公。献公没有别的亲人，人民没有别的希望。上天正在保佑晋国，将会用谁来代替晋文公？子比和这两位国君比，不一样。他是在国内有更有威望的人可以做国君的情况下，对人民没有施予，在外边没有援助，离开晋国没有人相送，回到楚国没有人迎接，凭什么希冀享有楚国呢？这年五月癸亥，楚灵王缢于芋尹申亥家。乙卯夜，子比在动乱中自杀。

丙辰，公子弃疾即位。楚政局的变化，大体不出于叔向所料。叔向的这段议论，既分析了楚的形势，也反映了他对于作为一个国君的要求，这在他的政论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公元前528年，晋昭公四年，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入楚，叔鱼代理景伯的职务，管理刑狱。韩起命叔鱼断狱。按规定，雍子有罪。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乃判邢侯有罪。邢侯怒，杀叔鱼和雍子于朝。韩起问叔向应如何判罪。叔向说“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有罪而以贿赂进行收买。叔鱼卖狱、邢侯专杀，他们犯的罪是一样的。已恶而掠美，是昏。贪以败官，是墨。杀人不忌，是贼。《夏书》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于是对邢侯施刑，对雍子和叔鱼陈尸。孔子评论这件事情说“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2这是说，叔向不以亲枉法。叔向一向是主张行礼守信的，但从这件事的处理上，又可见他是守法的，这同他反对子产公布刑书的精神并不矛盾。

季世的忧虑《左传》，昭公十三年。

2《左传》，昭公十四年。

晏婴和叔向，在齐晋两国卿大夫间都是著名人物，他们相互间也有接触，并且都有“季世”之感，对国家的前途满怀忧虑。这种忧虑，在春秋时期，特别是在春秋中、后期，反映了这个时期社会动荡的特点。

公元前539年，晏婴出使于晋。晏饮之间，两人进行了相当坦率的谈话。叔向说齐国的情况怎么样？

晏婴说这到季世了。我不知道齐国是否要属于陈氏了。国君不爱护他的人民，让他们归附陈氏。齐国过去有四种量器，豆、区、釜、锺。四升为一豆，各自翻四倍，以成为一釜。十釜就是一锺。陈氏的豆、区、釜三种量器都加大四分之一，钟的容量就更大了。陈氏用私家的大量器借出，而用公家的小量器收回。山上的木料运到市场，价格不高于山上；把鱼盐脣蛤运到市场，价格不高于海边。人民力量如果分为三份，两份归于国君，只有一份维持衣食。国君的积蓄腐朽生虫，而三老却挨冻受饿。国都的市场上，鞋子不值钱而假腿昂贵。人民有痛苦疾病，陈氏就给予温暖。陈氏象父母那样去爱护人民，而人民归附他如同流水。要想陈氏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哪里能躲得开？箕伯、直柄、虞遂、伯戏，跟随着始祖胡公，他们的神灵太姬，已经来到齐国了。

叔向说是这样。我们的公室，现在也是季世了。战马不驾战车，卿不率领军队，公室的战车没有御者和戎右，步兵的行列没有官长。人民困疲，而宫室更加奢侈。死于道上的人彼此相望，而宠姬家里的财富多得装不下。人民听到国君的命令，好象躲避仇敌。栾、郤、胥、原、狐、续、庆、伯，这八家已经沦为低贱的吏役，政事在于私家，人民无所依靠。国君哪一天也不肯改悔，用欢乐来掩盖忧患。公室已经这样卑微，还能再等几天？馋鼎之铭说“昧旦丕罡，后世犹患。”何况哪天都不肯改悔，他能长久吗？

晏婴说你打算怎么办？

叔向说晋国的公族完结了。我听说，公室将要卑微，它的宗族象树枝叶一样先落，公室就跟着凋零了。我的宗十一族，只有羊舌氏还在。我又没有好儿子，公室又没有法度。我得到善终，就是侥幸。难道还会受到祭祀？晏婴和叔向谈话的情调，显然是低沉的。他们对于改变国家前进的方向也显然没有信心。但他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政治上作出了一些努力。晏婴是努力要改善现状，叔向是要努力维护传统。

在这次谈话以后的二十五年（公元前54年），晋倾公因祁恩专杀，杀了祁恩和羊舌食我。羊舌食我是叔向的儿子，祁恩的党羽，而祁氏、羊舌氏亡。后来，三家分晋，田氏得齐，都如晏婴、叔向所见。

第二章司马穰苴、孙武、伍子胥、范蠡春秋时期，战争频仍。无数次胜利和失败的战争经验反复出现，使人们得以比较研究，因而有认识战争规律的可能，也就会有军事家的出现。齐的司马穰苴、吴的孙武、伍子胥，都是著名的军事家。范蠡助勾践重建越国，既是政治家，也是军事家。

第一节司马穰苴司马穰苴，齐田氏之族，生卒年不详。曾为齐司马，故称司马穰苴2。齐景公时，晋伐阿（今山东东阿县）、甄（今山东甄城县），燕侵河上3，齐国不能抵。晏婴推荐穰苴说，他虽是田氏的众贱子，但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景公召见穰苴谈说兵事十分高兴，任命他为将军，率兵抵御燕、晋的军队的进攻。穰苴说，“我向来卑贱，您从闾伍中提拔我为士大夫，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希望得到您的宠臣，国家尊重的人监军。景公使庄贾去作监军。

穰苴与庄贾约定，说明次日午时在军门相会。穰苴先至军中，等待庄贾。庄贾素来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在意。亲戚、左右的人为他饮酒送行。日中而贾不至。穰苴把军队出发前应进行整饬、约束的事都已经完成，夕时，庄贾才到。穰苴问为什么晚到？庄贾认错说，“大夫亲戚们送行，所以逗留。穰苴说“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深侵，邦内**，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召唤军正询问说按军法晚于约定时间到达，应怎么办？军正回答说“当斩。”庄贾恐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求解救。使人还未回来，庄贾已被斩，行示于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慄。不久，景公派遣使者持符节赦庄贾，奔驰入军中。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问军正说驰三军的法是什么？军正说“当斩。”使者大为恐惧。穰苴说，君的使者不可杀。斩使者之仆，斩车之左驸，马之左骖，以行示三军。打发使者还报景公，然后行军。

穰苴亲到士卒住所，察看井灶饮食，问疾问苦。他尽取将军的资粮享士卒，自己与士卒平分粮食，并特别照顾羸弱的人。三天以后，在军中宣布约束。有病的都要求跟军队走，争相鼓劲赴战。晋师燕师听到这种情况，都罢兵而去。穰苴率兵追击，夺回丢失的土地而归。将至国，穰苴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后入。

景公与诸大夫郊迎，依礼劳师。景公见穰苴，尊为大司马。不久，大夫鲍氏、高、国等人语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病而死。其后，田常杀齐简公，尽灭高、国之族。田常曾孙和自立，号太公。其孙因齐号，为齐威王。齐威王使大夫整理古司马法，而附穰苴于其中，称为《司马穰苴兵法》。本文所据材料，均见《史记·司马穰苴传》。

2一说齐将，齐湣王时掌国政，被湣王所杀。见《战国策·齐策六》。

3《史记正义》“河上，黄河南岸地，即沧、德二州北界。”

《史记·索隐》“车之左驸，当作‘軵’，并音附，谓车循外立木，承重辂之材。又斩其马之左骖，以御者在左之故也。”

第二节孙武孙武的事迹孙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生卒年月不详，约与孔子同时。孙武是齐国陈氏后裔。田完四世孙陈无宇生陈恒和陈书。陈书字子占，为齐大夫，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邑于乐安，生孙冯，冯生孙武。以田、鲍四族为乱，奔吴为将军。

经伍员的推荐，孙武以兵法见吴王阖庐（阖闾）。阖庐说你的十三篇，我都看过了，可以小试一下列阵吗？孙武回答说可以。阖庐说可以用妇女来试吗？回答说可以。于是出宫中美女百八十人。孙武把他们分成两队，用吴王宠爱的宫妃二人为队长。孙武命令所有的人都拿着戟，并命令她们说“你们知道你们的心、背和左右手吗？向前，就看心所对的方向；退后，看背所对的方向；左，看左手方向；右，看右手方向”。妇女们回答说好。约束已经宣布，便把铁钺排列起来，即刻反复说明规定，“三令五申之”。然后击鼓发令向右，妇女大笑不止。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击鼓，命令向左，妇女们又大笑。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他准备斩左右队长。吴王看见，大为惊骇，急忙传令说，“我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我离开这两个宫妃，吃饭都没有味道，希望不要杀她们。”孙武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终于杀了两个队长，而用以下的人递补。孙武重新击鼓发令，妇女们左右前后跪起，都整齐规矩，合乎要求，没有敢出声的。孙武遣使报告吴王说“兵已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说“将军回去休息吧。我不去看了。”孙武说“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阖庐从此知道孙武能用兵。

吴王阖庐任用伍子胥为谋主，孙武为将，于公元前50年，大举攻楚，五战五胜，进驻楚的郢都（今湖北江陵县）。《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阖庐知孙武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子兵法》孙武有兵书传世，后人称作《孙子兵法》。这书相当系统地表述了孙武的军事思想，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兵书。

孙武是一个为吴王服务的职业军事家。他重视战争对社会的影响，重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危害，重视战争规律的研究。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又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亦同此说。以上，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越春秋·阖庐内传》，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

2《孙子兵法·计篇》。

家。”他认为，解决敌对势力间的矛盾，战争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不战而屈人之兵”2才是最好的办法。他反对凭着主观意图而轻于用兵。他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3孙武的战略思想，相当丰富。其主要的内容，约有四点一、战争的政治环境；二、战争与将帅的素质；三、敌我军情的掌握；四、因粮于敌和因敌致胜。

战争的良好政治环境，孙武称之为“道”。道的作用，是“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4“令民与上同意”，就是要得到民众的拥护，这当然首先要有可以得到民众拥护的政治环境。得到民众拥护而达到“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死”，这就是上下一心，形成了坚强的战斗意志，为制敌取胜取得了重大的精神力量。《谋攻篇》把这说成是“上下同欲者胜。”

《计篇》说，战争胜负的条件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得，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这几条被称为战争“七计”，而“主孰有道”放在首位，“道”又是为“主”所有。

《史记·伍子胥列传》载吴王阖庐第一次伐楚，欲攻楚都郢。孙武对他说“民劳，未可，且待之。”后来吴王又欲攻楚，征询伍子胥和孙武的意见。两人都回答说，“楚将囊瓦贫，而唐、蔡皆怨之。”吴王听了二人的意见，联合唐、蔡，大举伐楚，五战而进入郢都。在吴王第一次伐楚时，孙武的话是说，当时还没有具备良好的政治环境。第二次伐楚时，孙武和伍子胥的话是说，楚国政治上的不良现象有利于吴国对它的征伐。这两个事例，从不同方面说明政治环境对战争的胜负有极大的作用。

战争的胜负，又跟将帅指挥的得失有密切的关系。孙武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他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对于将帅的素质，孙武在《计篇》提出“智、信、仁、勇、严”五个字的要求。

智是智力的运用。在备战及战争进行中，可以遇到各种复杂情况和各种临时的变化，将帅须有事前的周密考虑，也须有应变的决断，这都需要将帅的智力起作用。孙武说“是故智者之虏，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2杂于利害，即系顾到利和害。信，同伸。在有利条件下考虑到不利因素，则任务可以完成。在不利条件下要考虑到有利因素，则祸患可以解除3。这都须智力发挥作用，作出决择。

信和勇，孙武没有较多的表述。仁和严，孙武是看作治军必要的互相配合的两个方面。《地形篇》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行《孙子兵法·用间篇》。

2《孙子兵法·谋攻篇》。

3《孙子兵法·火攻篇》。

4《孙子兵法·计篇》。

《孙子兵法·作战篇》。

2《孙子兵法·九变篇》。

3参用齐光《孙子兵法评注》页35的解释。北京人民出版社978年版。军篇》说“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对士卒的体恤和纪律要求的严格，在良将身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孙武强调对敌我军情的掌握，留下了“知彼知己”的名言。他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事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又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武所谓“知彼”“知我”，都不是简单地专指敌方或我方说的，而是把敌方和我方联系起来说的。而且，知彼知己都还联系到战区的地形和作战时要遇到的气候，知之必知天，在军情的掌握上，孙武也是看得很重要的。同志很赞赏孙武“知彼”“知己”的论点，他说“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2孙武的战略思想，富有辩证法的光泽。他虽不能从理论上形成辩证法体系，但在思想路线的实践上有明显的辩证法特点，这在他表述“因粮于敌”和“因敌制胜”的时候更为显著。

古代用兵，因交通之不便，往往困于军粮的运输。孙武提出因粮于敌的办法，使敌军之粮为我所用，因而削弱了敌人，充实了自己，且减省了由于运输而消耗的人力和物力。军粮以外，对于其他军事物资当然也可一般对待。《作战篇》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又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因敌制胜”，是针对敌方的具体情况，创造出相应的条件，夺取战争中的主动地位，迫使敌人向对立面转化，从而取得胜利。在这里，孙武提出了“致人而致于人”的指导思想。他在《虚实篇》中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孙武认为，战争跟其他事物一样，无时不在推移变化之中。《虚实篇》“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故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就是说，能根据情况的变化，掌握战机而取得胜利，就是用兵如神的表现。

《孙子兵法·九变篇》。

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选集》第一卷，横排大字本页，人民出版社99年版。孙武还从主观能动作用，进一步对矛盾作出分析，根据敌人的特点，甚至利用敌人的优点造成它的缺点，如《九变篇》“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这是利用敌人弱点可以取到胜利。“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这是从敌人的优点中看出缺点，因而加以利用，取得胜利。廉洁本是将帅应具的品质，但廉洁者往往不适当地清高，因而经不住侮辱。爱民本是制胜的条件，但爱民者往往会因民众眼前局部利益而忽略了全局的战略利益。

孙武还提出，在一定地理条件下，善于运用多和少的辩证关系，可以改变敌人在数字上的优势，达到因敌制胜的要求。《虚实篇》“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敌人暴露而我隐蔽，我集中为一而敌分散为十。我以集中的一，进攻其分散的一，等于以十攻一。这样，我方的人就多了，敌人就相应地少了。我所与交战的对手也就削弱了。

在对于战术上，孙武有详细的论述。对于火攻，用间，特别是对地理条件的分析及对于不同的地理条件之利用，论述尤为具体。《兵法》中，对于治军、用兵的经验，对于有关行军的自然现象，也有不少记载为后来的军事家所称道。

总的说来，《孙子兵法》写于春秋晚年，这是一个强凌弱、大并小的时期，孙武是为当时的奴隶主统治集团或新兴地主统治集团取得战争上的胜利而写这书的。他不全是为发动人民战争，或为人民的利益而写这书的。但在书中考虑到战争给民众带来的危害，这就是有进步性的。他在书中的表述，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和原始辩证法因素，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都以军事学的范围为限。

《孙子兵法》的历史地位《孙子兵法》，久经传世本，有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阖庐初见孙武时说“子三十二篇，吾尽观之矣。”又记“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称孙子十三篇”。“十三篇”，及两见。而且依太史公所说，十三篇是当时通行之本，《孙子兵法》的名称尚未出现。《汉书·艺文志》兵书兵权谋十六家中有“吴下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齐孙子”，是孙膜。“吴孙子”，即孙武。孙武兵法称“孙子兵法，”此为最早的记录。但所称“八十二篇”，详情也不可知。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孙武兵书一百二十八简，其中有《孙子兵法》佚文。唐杜佑《通典·兵典》，都有吴王与孙武问对多条，文风与《孙子兵法》不甚相似，或为后人所记。

《孙子兵法》在中外军事学术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吴起、孙膑等都受到孙武的影响。《荀子·议兵篇》说“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故于天下。”《汉书·刑法志》亦称战国时期“驰说者以孙吴为宗。”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曹操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宋代列《孙子兵法》于《武经七书》之首，号称《兵经》。《孙子》继曹操注释之后，迄于唐宋，孟氏、李筌、杜佑、杜牧、陈皡、贾林、梅圣俞、王皙、何延锡、张预等各家注。而《孙子兵法》中的论断，为历来作家及兵家所引用，不胜枚举。

约在七世纪，《孙子兵法》传入日本。十八世纪以后，陆续有了法、英、德、俄等文译本，受到国外军事界的重视。

第三节伍子胥（附申包胥、专诸）伍子胥的逃亡生活伍子胥，名员，子胥是字，又称申胥。楚国人，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484年。子胥的父亲名伍奢，兄伍尚。其先人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名。他的后人，因而在楚国也有名气。

楚平王使楚大夫费无忌到秦国为太子建娶妇。妇美好。无忌先回楚，劝说平王纳秦女，为太子另娶妇。平王听从了他的意见，后生子熊珍。无忌原为少傅，而伍奢为太傅。无忌既以秦女献媚于平王，因离太子而事平王。无忌恐怕平王死而太子继位，杀害自己，便设法陷害太子建。建的母亲是蔡女，平王不喜欢她。平王逐渐对建疏远了，令守边地的城父。无忌不断向平王进谗，说太子因为秦女，对王怨望，要王有些防备。还说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就要作乱了。平王召伍奢询问。伍奢知无忌进了谗言，因说王为什么为谗贼小臣而疏骨肉之亲？无忌对平王说王如不制止，将要被擒了。于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奋扬使告太子，太子奔宋。无忌对平王说“伍奢有二子，都是贤能，不杀，将是楚国的忧患。可以伍奢为质而召之。”王使使对伍奢说能招二子来你就能活着，不然则死。伍奢说“我有两个儿子，长子为人慈温仁信，若我叫他，他会来的。小儿子固执刚强，能成大事，他看到，来后也一定被捕，他是不会来的。”平王不听，召公子，说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说“我能见父一面，虽死犹生。”遂往楚就父，后与父俱被戮于市。平王复遣使追捕子胥，使者追到野外。子胥对使者说回去告诉你的王，要释放我的父兄；不放，楚国将为废墟。使者还报平王，平王发兵追赶，不得而返。伍奢听到伍员已逃走，说楚国的君臣将苦于兵了！

子胥在去宋寻找太子建的路上，遇好友申包胥。子胥说父母之仇不与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与同域接壤，我将亡楚。申包胥说你能亡之，我能存之。子胥至宋时，有大夫华氏之乱，便同太子建由宋奔郑，再由郑到晋。晋顷公想以太子建为内应而灭郑，许以郑封太子。事泄，郑定公与子产诛太子建。子胥同太子建的儿子胜奔吴。

相传伍子胥行到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几为关吏所捕。随后，楚兵又追赶到来。正不得脱身时，见江上有个渔舟溯流而上。子胥呼渡。渔父歌着“日月昭昭乎寝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一面就把船靠近芦苇湾里。子胥正向渔船走去，渔父又唱着“日月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力？事寝急兮，当奈何？”子胥上了船，渔父把他送过江。他看见子胥面有饥色，为他去取饭。子胥怀疑有诈，深藏芦苇之中。待到渔父回船，持饭再三寻找，子胥慢慢出来，炮餐一顿，想以“百金之剑”相谢。渔父说“楚国已出法令，得伍员者，赐粟五万石，爵能执珪。我哪里图你的百金呢！”子胥问其姓名，答以“芦中人”，希望富贵之后莫相忘！子胥走了几步，再回顾时，渔父已把渔船弄翻，自己沉到水中去了！子胥沉默悲哀良久，才又前行。到了吴国，行乞于深阳市上。他在这里遇见了一个未嫁的女子，击绵于濑水之本篇取材，基本上见于《史记·伍子胥传》，又《吴泰伯世家》、《越王勾践世家》、《刺客列传》、《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阖庐内传》、《夫差内传》。如非别有所据，不再一一注明。上，他向她乞讨到一筐米饭。子胥吃饱之后，嘱她收拾碗盏，不要向外声张。女子说，“我独与母居三十年，贞洁自守。今与丈夫饭食，是越礼行为，因我不忍心而至此。您走吧！”当子胥前行几步，回头看时，女子已自投于濑水中。子胥既至吴都，披发赤足涂面行乞于市上。吴人见他象个贵族的后裔，又不是本国人，猜想是逃亡出来的，便报告了吴王僚。

吴王僚问明情况，准备擢用子胥，相与论政。子胥劝吴代楚。当时公子光图谋夺取王位，深怕王僚伐楚有功，于己不利。便极力劝阻王僚，不要听信子胥，说子胥是为报私仇而说这些话的。子胥知道公子光的用意，推荐专诸，于公子光，自己退野躬耕，等待时机。专诸，或作鱄设诸，堂邑人。伍子胥在逃往吴的途中，遇见专诸与人斗，盛怒之下有万夫莫当之势，但其妻一呼即还。子胥怪而问之。专诸说“夫屈一人之下，必伸万人之上。”子胥从他的表面和言论上知他是勇士，便阴相结纳。专诸被推荐于公子光后，甚受光的礼遇。

伍子胥在吴的功业公元前55年，吴王僚乘楚平王之丧，派公子掩余、烛庸率师围潜。又派季札聘鲁，观察中原列国动向。楚派大军在潜地夹攻，吴军进退不得。公子光认为时机已到，假意宴请王僚。在王僚的森严戒备下，专诸以进献炙鱼为名，在鱼腹中藏剑，乘间抽剑杀死王僚，专诸也当场被杀。公子光即位，就是吴王阖庐。阖庐命专诸之子为卿，重用子胥，使知国政。

在伍子胥与闻吴国国政之初，阖庐就提出来立国大计。他说“吾国僻远，顾在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宾。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为之奈何？”子胥说“治国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而立城廓、设军备，实仓廪、治兵库则是安君理民的手段。子胥奉命把城郭仓廪都建立起来。他所建吴都城姑苏，周回四十七里，有陆门八，水门八，是当时一座很大的城。他还奉命训练兵卒习术战骑射御之巧。所有这些，都提高了吴国在军事上进攻防守的水平，也是吴进一步接受中原文化的标志。这是伍子胥入吴后立下的第一件重要功业。

公元前52年，即阖庐四年，吴灭徐，准备伐楚。伍子胥提出了一个伐楚的战略方针。他说“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之，多方以谗之，既罢而后以三年继之，必大克之。”这大意是说，楚国掌权的人多，意见不一致，也没有一定的计划。

公元前5年，吴伐楚，攻夷（城父）、潜、六、弦（今河南潢川县等地），使楚国将士疲于奔命。公元前508年，楚伐吴，军队驻在豫章。吴用一支兵在豫章迎击，暗中转移实力到巢邑，在豫章抗击楚军之后，集中兵力围住在巢邑的楚军，大败楚军，俘获了楚公子繁。

公元前507年，蔡、唐跟晋、吴结盟，共同对付楚国。公元前50年，晋国在王室刘文公参加下，在召陵开了十八国诸侯的盛大盟会，共谋伐楚。由于晋人索取蔡国的财贿不得，又出尔反尔，而会盟作罢。但是，因为伐楚之势毕竟无可扭转，这年夏天，蔡国灭了不参加盟会的沈国。冬天，蔡、吴、《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唐伐楚的大战爆发了。

在蔡、唐二队的引导下，吴队向楚国进发，先是乘舟溯淮到蔡地登陆，然后把战船放在水湾处，和楚军夹着汉水对峙。楚令尹囊瓦的军队渡汉水进击，从小别打到大别（均在汉阳县北）和吴交锋三仗，都没有得手。他自知不敌，即想逃走。这时，两队已集中到柏举（今湖北麻城县）进行决战。阖庐之弟夫概王摸清了楚军士气低落，就带领自己所属五千兵士进攻，把楚军打得大败，囊瓦奔郑。吴军跟踪作长距离的追袭。在清发（今湖北安陆县）突击半渡河水的楚军，在雍澨（今湖北京山县）又突击正在开饭的楚军，一连打了五个胜仗，就长驱进入楚之郢都。楚昭王出逃。

伍子胥找寻不到楚王，掘了已故一王之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之仇。

申包胥逃在山中，使人告伍子胥说“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说，“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于是申包胥到秦国乞求救兵，秦哀公表示要商议，请他先在宾馆住下。他说，我国君民正在受难。他靠在秦庭门外哀哭着，七天七夜，哭声不绝。秦哀公被感动了，说“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遂决定发兵五百乘救楚，这已经是第二年（前505年）。秦楚联军打败夫概王。楚射被吴俘虏，他的儿子跟从子西收集散兵游勇，又在军祥（今湖北随县）打败吴军。秦楚联军灭了唐国，吴军又在公婿之谿和麇地（今湖北与陕西交界）连吃败仗。夫概王乘机回国想夺取王位，但被阖庐打败，奔楚，楚封为棠谿氏。这年越国也抄吴后路，向吴进攻。吴国自己也消耗不少，只好撤军。吴国回师的次年，公元前504年，吴太子终纍又用舟师打败楚军，俘虏楚国两个水军将领和七个大夫，又在繁阳（今河南新蔡县北）打败楚子期的陆军。楚国元气大伤，国内人心惶惶，形势紧张，于是把都城往北远迁至都（今湖北宜城县东南）。史称“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可以说子胥在吴的功业达到了顶点。

伍子胥之死公元前49年，越王允常死，勾践继位。吴国乘丧伐越。越出兵抵御，战于槜李（今浙江绍兴县）。吴军大败，吴王阖庐伤指，在回师途中死去。阖庐生前听从子胥的意见，以儿子夫差接位。夫差决心报仇，使人站在宫门，每当他出入，就喊夫差，你忘了越国杀了你父亲吗？夫差就回答不敢忘，三年一定报仇！

刚到第三个年头，夫差就发兵要报仇。公元前494年，吴军在夫椒（今太湖椒山），一举打败越军，并一直攻进越境。勾践只剩下五千甲士，保守会嵇，眼看无力较量，为了免于亡国，只好接受文种“卑辞厚礼”向吴请和的建议，派大夫到吴军中，卑辞下气，向吴请罪，勾践愿为吴王臣仆，夫人为奴妾、大夫士及其妻女为吴服役，越国的宝器献给吴王。夫差打算答应，伍子胥不同意。他讲了个夏少康怎样从危险中求生存，发展壮大终灭政敌寒浞，中兴夏朝的故事，并分析吴越两国同处三江之地，不能并存的形势。他说远方敌国，即使吴能降服，但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而占有越国，我能居其地，能乘其车，这是一个不能或失的时机。又说勾践是个能人，加上范蠡、文种这班良臣，一旦他们归国图强，那会长期为患于吴国的。正当吴国君臣争议未决之际，越装饰美女八人，送给吴太宰伯噽。太宰伯噽接受了贿赂，就对夫差说古来攻人国家，无非是使人家降服而已，现在越国请降，纳贡称臣，还有什么要求呢？他又引文种朝见吴王，一面说好话，一面委婉地威胁，说越国万一得不到吴王的宽宥，勾践将会杀妻灭子，销毁宝器，用这剩有的五千甲兵和贵国拼个死活。说这样，吴国再强，也不会有什么利益，只有损失吧？这样软硬兼施，使已经开始骄奢自满的夫差终于首肯了这个和议。子胥叹道“姬姓应该衰败了。这是养虎贻患。越国将会发展国力，训练军民，二十年之后，吴国就变成池沼废墟了！”

夫差认为越国小，这次会一蹶不振，不足为患的。同时，他也被越国人的甘辞厚赂所迷醉。他一心向中原地区进取，当年伐陈，次年入蔡，把蔡迁于州来。公元前489年，再次伐陈。公元前488年，向鲁征取百牢的献礼。公元前487年，助邾伐鲁。公元前48年，成邗沟，通江淮，作北进的准备。公元前485年，联合鲁、邾、郯伐齐，从海道进兵。这是中国最早的海军，不过却被齐国打败。公元前484年，又跟齐战于艾陵（今山东莱芜县东北），与鲁联合败齐，俘虏齐国中军将领国书等五大夫，缴获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将这些战利物都给了鲁国。

就在公元前484年，早已归国励精图治的越国君臣入吴朝贺吴国代齐的胜利。吴举朝上下皆大欢喜，独有子胥心情沉重。他说“这是越国存心豢养吴国而已。这个心腹之患一天不除，即使得了齐国，也不过是块石田，不能种植庄稼。”他断定“越不为沼，吴其泯矣！”他见吴王如此，趁为使者去齐之便，把自己的儿子寄托给齐国鲍氏，改姓王孙氏。伍子胥没完没了的谏诤，吴王夫差越来越听不进去。加上伯噽的谗言，夫差早就对子胥越发不满。他伐齐得胜回国时，得知子胥寄予齐国的事，立即以私通敌国，怀有二心的罪名，赐子胥以属镂之剑，迫使自杀。伍子胥认定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坚持他的灭越主张，始终不渝地抗争至死。死前，他对夫差说“请把我一双眼睛挂在姑苏城东门，让我总有一天看见越国大军从这门进来”。事实证明，他是最清醒的，只是夫差没有为他办理这件后事，而是恨及枯骨，把他的尸首包在皮革里，抛在江中，名曰“鸱夷浮江”，使之葬于鱼腹。此后十二年，公元前47年，越灭吴。《汉书·艺文志》，兵书有“伍子胥十篇，图一卷”，久佚。

《左传》，哀公十一年。

第四节范蠡（附文种）

范蠡和越之灭吴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相传，范蠡早年倜傥不群，不为人所知。文种，为宛令，遣吏奉谒。吏还，说范蠡是当地狂人，生有此病。文种笑，说，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知之毁。文种亲自往见，抵掌而谈。后来，他们都到了越国，在越王勾践最困难的时期，通力合作，复兴了越国，灭了吴国。范蠡是一位战略思想家。文种在具体的军事政治上为越王出了力。《汉书·艺文志》兵书权谋类有“范蠡二篇”，“大夫种二篇”，这两书都早已失传。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继位的第三年，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治兵，将以伐越，想抢先一步下手。范蠡劝他不要轻易用兵。范蠡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范蠡是从战略思想的高度，特别是从“持盈”的道理上，结合越国的实际，阐述吴之不可伐。他所说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是他的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他所谓“守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

勾践没有听范蠡的话。两国交战的结果，是越军被打得大败，只剩下五千人，困守会稽。勾践喟然长叹，说我这样就完了吗？文种说“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后来都称王称霸。这样看来，眼下的困难也不一定不是来日之福。”勾践对范蠡说“我没有听你的话，弄到这般田地，你看怎么办。”范蠡说“君王难道忘记了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吗？”范蠡提出了定倾的具体办法；“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勾践听了范蠡的话，派文种入吴请和，遭到吴王的拒绝。勾践打算杀妻子，燔宝器，以五千人触战以死。文种劝阻勾践说“吴太宰噽贪，可诱以利，请间行言之。”于是文种受命，以美女宝器买通吴倖臣太宰噽，噽引文种见吴王，说“希望大王赦勾践，勾践将把所有的宝器奉献。不幸勾践得不到吴王的赦免，他将杀了他的妻子，毁了他的宝器。他的五千人也要拚命战斗，也一定得到相当的代价。”他这一番又软又硬的话，加上太宰噽从中说合，吴王也就答应了勾践的请求，罢兵而归。此后，勾践及其臣民，在吴的干预下，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屈辱生活，但毕竟克服了亡国的危机，并为日后越国的复兴保存了一定的力量。

勾践想使范蠡治理国政。范蠡说“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勾践以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相传，范蠡是随勾践同到吴国为质的，君臣共处奴役的生活，达三年之久。

约在公元前490年，范蠡由吴归国，君臣共论兴国大计。勾践重新提出来“节事”的问题。范蠡说“节事者与地。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本篇取材，基本上见于《国语·越语》上、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如别无所据，不一一注明。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以养其生。时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无旷其众，以为乱梯。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范蠡的话，主要是说，土地是万物之本；农事做得好，可以生长万物，有名有利，美和恶都可以各尽其用；天时的掌握和农事的进行，都要适度，不可勉强；男女都要劳动，避免灾害，开辟田野，充实仓库，使民众殷附，没有游手好闲之人。必须知道天地的长数，才可收到可靠的生气。范蠡的话，非农业无立国之本，也是他复兴越国的基本国策。勾践很赞许这个国策，甚至于说不榖之国家，蠡之国家也。文种是范蠡认为最能推行这种政策的人，他称赞文种执政可以“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滋。”勾践君臣在国策上的一致，使越的复国活动取得显著的成效。

公元前482年，是勾践由会稽山归国的第七年。这一年，吴国农业欠收，夫差还决定起师北征以与齐晋争霸中原。吴军北上的消息传来，勾践和范蠡商议吴国师出国空，是一个好时机。依照范蠡的计谋，等到吴军完全到黄池之后才行动。于是下决心把二十年积聚的兵力善于水战的士兵二千，训练有素的士兵四万，近卫军士六千，军官千人，分成三路。由范蠡、后庸领兵取海道入淮，断绝北去的吴军归路。由畴无余、讴阳从吴国南境直逼姑苏。吴军被打得大败。吴太子友等三将被俘。越军焚烧了姑苏，夺取了吴的船只。吴王夫差闻讯后，率师南归，向越求和。越国自度还不能一举灭吴，也答应言和，而继续加紧灭吴的准备。

公元前478年，越国已了解到吴国“大荒荐饥，市无赤米，国廪空虚，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蠃于东海之滨。”军队也在北上伐齐抗晋等战役中消耗了精锐。于是，越王勾践在大会臣民决定谋划灭吴之后，向吴进军。越军进至笠泽（苏州南面，与吴淞江平行的一条江）的南岸，与吴军夹军对峙。越分左右两翼，组成钳形攻势。勾践亲率六千精兵为中军。夜晚命左军衔枚溯江上至五里处待命，命右军踰江五里处待命。夜半左、右军涉江，全军一齐鼓噪。吴军大骇，他们亦分左、右军出来抵御。勾践的中军趁机潜行渡江，从中间突击。吴军大败。越军三战三捷，直至姑苏城下，占据所到之地。吴国的军事力量土崩瓦解2。

越国已经处于绝对优势，公元前475年，越军再次进攻姑苏，很快打到城下。吴国城池毕竟经过多年经营，十分巩固，一时没被攻下。勾践采取长期围困的战略，过了两年，吴国终于城门不守。公元前473年越军攻进吴都。夫差率众逃至姑苏台上越军重重围困。夫差只得派王孙雒袒衣膝行至勾践面前说往日我在会稽得罪了您，不敢违命同您结好，现在您来惩治我的罪过，我唯命是听，希望也象那时一样，允许我长为越王臣虏。勾践也有些不忍，打算接受这个请求。范蠡当即说“君王，您忍辱受苦二十多年，为了什么？现在不能抛弃前功。”于是回绝王孙雒说“往日是上天把越赐予你吴国，你们不要，今天是上天以吴赐越，我们不敢违背天命而听从你们的请求！”王孙雒还一再哀求。范蠡毅然鸣鼓进兵，说“越王已命我处理此事了，请《左传》，哀公十三年。

2《左传》，哀公十七年。

使者回去，否则就得罪了！”王孙雒流着眼泪而去。

越王勾践灭吴后，也北上会诸侯，号称霸主。

范蠡的隐退范蠡事越王勾践，苦身深谋二十多年，终于灭吴。越王置酒大宴群臣，欢庆灭吴之功，乐师们作曲歌颂功德。在欢悦气氛中，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猜中了勾践只爱土地，不惜臣民的死活，即使国家安定以后，也永无满足之日。范蠡于是决定要离开勾践。在将离开以前，他对文种说越王会诛戮你的，文种不以为然。范蠡又写信告诉他“凡物盛极而衰，只有明智者了解进退存亡之道，而不超过应有的限度。俗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良犬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嘴，鹰眼狼步，可与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你若不走，终有一天会加害于你。”范蠡的这一套说辞，文种还是不信。

范蠡向越王辞行，越王流下眼泪说“你走了，叫我靠谁？你留下，我可以与你分国你真走了，我将杀了你的妻子。”范蠡坚决要走。他说“我听人说，君子适应形势，有计不急于成功，死了也不被人猜疑，内心也不自欺。我既然走了，我妻子犯什么罪呢？”于是，范蠡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烟水之中，人们都不知他的去向。不出他的预言，越王还是封他妻子百里之地，铸了他的金像置之案右，比拟他仍同自己在朝夕论政。

范蠡走后，旧时的同僚，有的走，有的疏远于勾践。文种也消极起来，不大上朝。果然有人进谗言，说文种心怀怨意，将谋反。文种向勾践解释，说现在没有多大事情，用不着多操心，所以怠于政事。勾践听了，总是抑郁不乐。这时，鲁哀公想借越兵伐三桓，文种勾践之间意见也不一致。过了一年，勾践向文种索取他过去说过的九九之策，说已经用了三策，剩下的还有六策，应该拿出来。勾践随即赐文种以属镂之剑。文种仰天哀叹身为楚国南阳之宰，终为越王的罪囚，后世的忠臣当以我为鉴。于是伏剑自杀。

范蠡在东海之滨，治产业，有积蓄。然后，浮海至齐。他慕伍子胥的忠直，叹为夫差所杀，于是取名鸱夷子皮，取子胥鸱夷浮江之意。

范蠡父子在齐国从事农商结合的产业，积蓄数十万，尽散于亲友邻居。

后转移到中原交通枢纽的定陶，故范蠡又号陶朱公。其中男因罪拘囚在楚，他欲派小男去楚救之，可大男自告奋勇前去。大男将千金送给范蠡好友庄生，再归还，作为信任的抵押。庄生入见楚王，说今夜某星座预示灾异，王若施德，可以消除。于是楚王使人封三钱之府（示节俭）。可是这时其他官员也接受了朱公大男私贿的黄金，纷纷报讯，说他弟弟得救了，因为楚王封三钱之府，照例就要大赦。大男得讯见事已成功，何必丢掉千金，又去见庄生，说弟弟将获赦。庄生知其意，退回黄金。长男取金，高兴而去。庄生却认为受骗，再见楚王告以将大赦的传言。楚王因被人察觉他未施行的意图而恼怒，立即处治罪犯。朱公中男被判处死刑。结果，大男为弟弟奉丧而归。

母亲和众多乡亲甚为悲哀，惟陶朱公却说“我早就预料结果如此。因为大男与我共患难，治产业，惜财如命；小儿子没吃过苦，不知财产贵重。所以这件事只能让小儿子去办。这是事物的道理，没有什么可悲伤的。”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里记载有这个故事，也许带点寓言性，但当非完全虚构。这可见范蠡的远见，跟他在政治上的去留，治产业的生财有道，都是一致的。

第三章孔子、墨子第一节孔子的生平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大动荡引起文化学术领域里的大变化。原来守在官府的《诗》、《书》，典籍散在民间。原来只能由供职官府的人传授、讲习的知识和技术，现在可以在私人间传习，甚至主要是在私人间传习。私人讲学，成为历史性的风尚。孔子是私人讲学的重要倡导者，也是在私人讲学的风尚中最有成就、最有代表性、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人。略后于孔子，有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并称为显学。

孔子的家世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人。生于公元前55年，死于前470年。他的先世是宋国的贵族，是微子之后。他的先祖孔父嘉，始以孔为氏。曾祖父孔防叔因政治斗争失败，逃到鲁国。父亲叔梁纥在鲁作过下级官吏，很有力气。《左传》襄公十年（公元前53年）随从鲁军攻偪阳（今江苏邳县西北）。当部分鲁军攻入城内的时候，守城的人把悬门（犹今之闸门）放下来，要把鲁军隔成两截。叔梁纥以两手扶举悬门，使不得下，攻入城内的鲁军得以退出城外。叔梁纥又曾与另外两人率甲士三百，打退了齐军的侵扰。相传，叔梁纥晚年娶颜氏女徵在而生孔子。

青少年时期（三十四岁前）

孔子幼年丧父，跟随母亲生活，家境贫困。但鲁人好礼的习俗很早就影响着他，他“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宾。”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他立志向学，曾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学什么、向谁学、怎样学，都不得而知。《论语》记他的话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些话不能确指为何时所说，但孔子这种博学、好闻、审思、明辨的精神是自早年就已养成，这可能是没有疑问的。相传孔子“见于郯子而学之”，并告诉人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又相传孔子曾礼于老聃2、访乐于苌弘3。

孔子二十岁左右，作过季氏的委吏，看管仓库，计算账目。又作过乘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此从《史记》。关于孔子生平的某些事迹，历来说法不一。本文基本上依据《史记·孔子世家》、参照《论语》、也参用崔述《洙泗考信录》。文中凡依据《孔子世家》和《论语》的地方，不再一一指出。见《左传》，襄公十七年。

《左传》，昭公十七年。

2《礼记·曾子问》。

3《礼记·乐记》。

管理畜牧，这都属于家臣一类的小官。孟子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4。

孔子博学的名声大起来，有人愿意把子弟送来，做他的门徒。后来他曾说，我到三十岁的时候，仿佛对任何事都有个主意了，这就是所谓“三十而立”。也就在孔子三十岁左右，他有了第一批弟子，其中包括后来著名的弟子颜渊的父亲颜路、曾参的父亲曾点。只比孔子小九岁的子路也属于第一批的门徒。

在齐鲁期间（三十五至五十五岁）

公元前5年，齐桓公率领齐、鲁、郑、陈、卫、许、曹等国联军侵蔡伐楚，进兵召陵（今河南郾城县），迫使楚向周王纳贡。这是齐国霸业的一个高峰。管仲病了。齐桓公问他群臣中谁可以为相？管仲说最了解臣的是国君。桓公又问易牙、开方、竖刁，这三个人怎么样？管仲回答说，这三个人都是没有人性的小人，千万不要亲近他们！管仲死，桓公没有听管仲的话。后来，这三个人趁齐桓公病危的时候，专权作乱，对齐国的危害很大，齐的霸业也就衰落了。但管仲的历史影响还是相当久远。故孔子称道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管子》书世传《管子》书，内容复杂，不是管仲一家之言，也不是杂家自成体系之作，而是多家学说的汇集。但书中关于管仲言行的记述不少，其中一些篇章的内容传世已久，并有久经认为管仲的作品。

《论语》所引管仲有三归。反坫等，皆可从《管子》书中见到。《孟子》书中，曾引用过齐桓公与诸侯会葵丘的记事，其中如“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士无世官，无专杀大夫，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2等内容，也均见《管子》书《大匡》、《霸形》等篇。

《国语·齐语》。

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这是兵农合一的劳动力编制，对于加强齐的国力当然起不小的作用。

丁编传记（下）

管仲相桓公，制定了“尊王攘夷”的策略，对于团结友邦、打击敌对势力，提高本国在列国中的地位，收到显著的效果。《韩非子·有度》说“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荀子·仲尼》说他“并国三十五”。据统计，齐桓公在位的四十余年间，齐会盟诸侯二十六次，用兵二十八次。这都有管仲的功劳。

公元前年，邢（今河北邢台县）受到翟人的侵袭。管仲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派兵救邢，使邢免于亡国。为了使邢国不再受翟人的威胁，齐帮助邢国迁徙到夷仪（今山东聊城县），并为它筑了城。公元前0年、翟人灭卫，杀了卫懿公。卫国只剩了男女七百三十个人，添上其、滕两邑的居民，刚凄满五千人，逃到曹（今河南滑县），立戴公。齐派兵替卫国戍守曹邑，并且赠送卫君许多东西。戴公死，弟文公立，齐又带领诸侯的军队为卫国修筑楚丘城（今河南滑县），把卫国迁到这里。救邢，存卫，是齐的两大功业，“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阻挡了翟人的南侵，为诸夏作了屏藩，在诸侯国间取得了信誉。

乘着齐国抵御北翟的时候，已向黄河流域扩展的楚国，不断征伐郑国。

齐桓公即位，便发兵抗鲁。后来鲁国应齐国的要求，杀了公子纠，逼迫召忽自杀，管仲被囚禁。

齐桓公打算任用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极力推荐管仲。他对齐桓公说臣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不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不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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