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苏亦也没有深入讲解，毕竟这些话都有些跑题了。

所以苏亦回归到其他抄录敦煌文书的学者身上。

1926年，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名委员之一，他以这种身份前往英国。在此期间，先后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翻阅敦煌资料。

因为有官方的身份，他翻阅敦煌文书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什么刁难。

建国前，不少学者为了抄录敦煌文书，历尽千辛万苦，然而，这种艰难，并不包括胡适，他在巴黎跟伦敦抄录敦煌文书的过程，都非常方便，这主要跟他的身份有关。

但对于他关于禅宗史方面的论文，苏亦却没有选择疏忽，“同学们，对禅宗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一下胡适先生的一些文章，当然，如果诸位对密宗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翻看一下周一良先生的论文TantrisminChina，这些都是佛教史上著名的文章，值得同学们阅读。”

正是由于敦煌文献所具有的原始性，使得敦煌文献在胡适禅宗史的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可以说，胡适在研究早期禅宗史过程中，敦煌文献是其最为重要的一手资料。

他接下来说的就是大家都熟悉郑振铎。

然而，他的行为跟刘半农他们一抄录就是好几年的学者来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所以，苏亦对胡适这段经历，只是一笔带过。

这位先生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年仅60岁。

“但郑先生在1927年的时候，曾经避难巴黎。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借到的第一份中国古籍便是敦煌文书。也曾经抄录部分文书，1928年回国1929年发表《敦煌的俗文学》和《词的启源》后来又将所得俗文学整理出版。”

“小师兄，好端端的，郑部长为什么要去法国避难啊？”

不过他去翻阅这些敦煌文书的目的是为了编著他的？《中国禅宗史》。只是可惜他最终也未能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禅宗史》，这确实是一大遗憾。

“然后，1934年，浦江清的好友张素痴来到了大英博物馆。考虑到浦江清吃闭门羹，张素痴谁也不惊动，直接到陈列室内，利用展品的更换，一个字一个字抄录了十数种珍贵的敦煌写本资料。像武则天时代的经书长卷，18岁的女子以10匹绢的价格被卖掉的‘卖女契’，妻子如何给婆婆及丈夫写信的范文，解梦书，现存最早讲解围棋战术的棋经等，就是这样抄回来的。”

“北平图书馆对流失在海外的敦煌文书的搜集一直在持续，并没有浦江的遭遇而停滞不前，1934年秋北平图书馆负责人袁同礼派编撰部索引组组长王重民前往巴黎查阅和编辑摄影敦煌遗书，直至1940年德国军队占领巴黎才前往美国。期间，1935年年底，王重民又利用圣诞节假期前往伦敦观看敦煌卷子。王重民从1934年开始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整整5年期间，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一直到1947年，王重民夫妇在滞留国外十多年后才回国。”

“同样，1935年袁同礼因写经组组长向达在本馆服务五年成绩卓著，并对于经典夙有研究，派他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然而，等1936年秋，来到伦敦的向达先生却备受刁难。”

“在向达先生的通信之中，曾经记录过这个过程：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我在不列颠博物馆阅读敦煌卷子。因为小翟理斯博士的留难，一年之间看到的汉文和回鹘文卷子共才五百卷左右.....我所看到的其中重要的部分都替北京图书馆照了相(当时并替清华大学也照了一分)后来王有三先生到伦敦又替北京图书馆补照了一些……”

说着，苏亦还声情并茂的朗读向达先生的这些书信原文。

这段文字，他多少有些印象深刻。

之前，他在文史楼考古专业阅览室他就观看了向达先生翻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然后顺带翻看了他的其他作者。

北大历史系其他先生的文章著作，苏亦可以不读，但向达先生的文章，苏亦必须要读，因为向觉明先生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苏亦的师爷，因为宿白先生当年在北大文研所读研的时候，就师从向达以及毛准两位先生，向达和毛准两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让宿白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

当时，向达先生就是北大图书馆馆长，他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期间，可以说北大师生最为幸福的时间段，因为向先生直接允许北大的老师直接进入书库里面看书。

不过北大图书馆这个风气好像保留下来了。

苏亦听说，现在的北大图书馆，不仅允许老师到书库阅读书记，对于他们这些研究生也是开放的，如果有需要，拿着研究生的借书证过去图书馆，就可以进入书库看书。

这种福利，后世的北大学子想都不要想。

听到苏亦这些讲述。

台下的同学们愤慨不已。

“这些混蛋，这些经书明明是从咱们国家流散出去的，他们凭啥不让我们去抄录？拍照？这些该死的英国佬。”

“对，还有该死的斯坦因，都是因为这个该死的家伙，不然，咱们敦煌经卷怎么会流失到大英博物馆收藏。”

“对，还有该死的王道士，这个文盲，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不止王道士，还有该死的晚清政府那些昏庸的官员，尤其是敦煌县令汪宗瀚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

“……”

听到大英博物馆方面的屡次刁难国内的学者，台下的历史系同学们，一个个怒火填胸，情绪激动。

尤其是在苏亦念到向达先生的通信原文的时候，同学们就绷不住了。

然后开始咒骂起来。

他们骂英国佬，骂斯坦因，骂王道士，骂汪宗瀚以及甘肃学政叶昌炽，因为敦煌藏经洞经卷流散海外，这些人都脱不了干系。

而，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敦煌文书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斯坦因的捐赠。

苏亦也不阻拦同学们发泄着他们不满的情绪，王永兴同样也不阻拦。

等大家发泄过后，苏亦才说，“英国人确实傲慢，不过他们的傲慢则来源于他们的无知，因为，同样盗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书，法国却成为西方汉学大本营，甚至巴黎都成为西方的汉学中心，而英国人却在汉学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建树。所以，我们不需要跟这无知的人去一般见识，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咱们这些前辈历经磨难才抄录回来的敦煌文献资料，我们要把这些资料好好利用起来，让我们中国灿烂辉煌的文化重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与其去谩骂，还不如好好利用这些文献资料去做学术研究。

“其实，向达先生拍摄的这些照片仍然保存在北京图书馆。不过遗憾的是，这些照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1937年又到法国巴黎研究敦煌遗书。1938年，向达带着手抄、拍照、晒图所得的几百万字的资科回国。这些都是相当了不起的成果，为了咱们现在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

“除此之外，1934年姜亮夫留学法国1935年开始抄录拍摄文物古籍光照片就拍了3000多张，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

姜亮夫曾在他的著作之中，记录着经历，“我在一九三九年曾去翻阅过近千卷，也摄制了些儒家经典、韵书、字书、老子卷子，并抄录了些有关文学史地的卷子校录了所有的儒家道家经典真是美不胜收的祖国文化的宝库呵!连在伦敦所抄得的，辑为《瀛涯敦煌韵辑》、《敦煌经籍校录》与《杂录》诸书。”

“1948年王庆菽自费前往英国陪读。1949年初来到伦敦从头到尾阅读斯氏经卷，除了将敦煌俗文学资料抄录外还影印了一些诗词药方等资料共计262卷、1182张显微照片1950年又到巴黎抄录敦煌俗文学资料并影印了45卷533张显微照片。”

罗振玉、董康、傅芸子、刘半农、郑振铎、浦江、张素痴、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等等，这些人，每一个人对敦煌文书搜集都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这些前辈，在异国他乡，历经千辛万苦，抄写经书这是为了什么呢？

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能够顺利抄录已是幸事，而更多的前辈却遭遇国外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刁难。

一代又一代的大师，为了敦煌瑰宝重回祖国付出了很多。

苏亦对于他们的故事，一一讲述。

“在中国的敦煌政府在一批学者的呼吁下有关的考察和研究也开展起来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批文献被发现。”

“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向达加入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敦煌做实地调查，在当地文人那里访查到不少敦煌写卷编成《敦煌余录》其中就有《毛氏郑氏笺注》、《文选》等文学资料。可惜这些资料至今没有印行。”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当年的7月初在拆土地庙建职工宿舍的时候常书鸿等艺术家发现了68件经卷.其中就有珍贵的《诗经》残卷。后来研究者发现这批经卷来自藏经洞。”

“日本学界获悉敦煌文献被法国人运走的消息后，京都大学曾组织‘五教授团’访华，当发现北京的敦煌遗书大都是与宋代以后刊本大藏经相同内容的佛教经籍后他们把目光转向西方。狩野直喜、矢吹庆辉、羽田亨、内腾湖南、石滨纯太郎、神田喜一郎、那波利贞、小岛马、冈崎文夫等人先后前往欧洲调查研究敦煌遗书。其中对中国敦煌俗文学研究起推进作用的是狩野直喜和羽田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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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屡遭拒绝，国内的学者也没有放弃在海外抄录敦煌文书。

除了浦江之外，同样还有学者继续前往大英博物馆抄录文书。

他刚说完这段经历，台下就有些学生发问。

苏亦简单解释，“1927年2月，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公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胡愈之等人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群众，为此险遭逮捕。5月，他乘船到欧洲避难和游学。先后在在法、英等国家图书馆里工作，这期间，郑先生博览群书，也写了诸多著作，而，抄录敦煌文书也只是他其中一部分工作。”

一节课，课时45分，足够苏亦发挥了。

郑振铎啥人？头衔很多，但苏亦更加熟悉他翻译的《飞鸟集》。

“30年代国家公派的学者终于起程前往欧洲调查敦煌文献。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自费到图书馆去抄写敦煌卷子。然而，国内的学者去抄录这些文献并非一帆风顺，同样也遭受到很多挫折以及刁难。”

“比如，1933年底北平图书馆托清华大学浦江清与大英博物馆商拍摄敦煌文献佛经以外的写本，遭到拒绝。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请求入库选取部分抄录，再次遭到拒绝，甚至义务为之编目也遭到拒绝。”

而且，他去翻阅这些文书，并非为了抄录，主要是为了做中国禅宗史研究，至于抄录敦煌文书，更多是顺带的。

这一时期的阅读工作，为胡适在后来的禅宗史研究提供了文献史料支持。从1926年开始，直到1962年，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始终是胡适研究中国早期禅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几篇重要的禅宗史研究文章也都是建立在敦煌手抄本的基础上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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