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邓家治印到邓尔雅已经传了11代，邓尔雅曾说，我家篆刻寻常事，不断相传有印人。

容庚少时随邓尔雅学治印，治印需习字，于是容庚就由印及字，对金石古文字的兴趣大增。许慎的《说文解字》、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以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都是容庚时常翻阅的书籍。

然而，苏亦不打算按照之前写《天下谁人不识君——唐兰先生生平及学术贡献》的文章模范来书写，他打算提升一些文章难度，直接把容商二老放在一块比较，有点类似于之前写《朗达玛灭佛与唐武宗灭佛之比较研究》。

还拟定了一个《从书法篆刻到古文字学大家——容庚、商承祚并论》。

这类型的文章写作，苏亦之前就写过唐兰先生生平与学术成就，已经拥有一点的经验，不算菜鸟了。

邓尔雅在美术方面，可以说是全才，诗、书、画、印兼通，尤善治印。刻印在南方卓有声誉，名震一时。

要研究容庚，就必须要了解其生平。

他出生于东莞，前世，这座原本平平无奇的城市，因为某个伟大的事件举世闻名，其实放在历史大背景下，东莞并非一座暴发户的城市，衣冠南渡，氏族南迁，东莞文风渐浓，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公私学馆众多且体系完备。

实际上，苏亦也是这样过来的。

容庚更是望族子弟，当然，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是四舅邓尔雅。

其意义类似唐文治之于唐兰。

相比较容庚，苏亦的小学是由奶奶启蒙，治印则随爷爷，也算是家学。

中学毕业以后，容庚在东莞中学执教，花了6年的时间完成《金文编》4册初稿，这也是他学术之路的敲门砖。

罗振玉就是因为这书，把他推荐给马衡，马衡看过《金文编》后，决定不予考试，破格录取他成为北大国学门研究生。

仅在容庚出生地莞城，不足1.5平方公里内就设有传统学馆18所。

这段经历，可以说是他人生一大黑点，抗战胜利，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直接就清退当时的伪北大教员，也包括容庚。

他想要抗争，却不成功。

当时，容庚还直接在《北平日报》上发表的《与BJ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上就无奈地表明：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之胜利属于我者，余之责也。

其实，公开信很长。

他的理由也不止上面这些。

他说，燕大在成都复校，已经很多名同事过去，八妹容媛也过去，他留在北平是有原因的。

第一、他觉得日寇必败，无劳跋涉。

第二、他认为自己喜欢整理却缺乏想象，没有书本没法写作。

第三、他觉得自己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希有，未忍舍弃。

第四、他认为自己素性倔强，可以证明自己的坚白（形容志节坚贞，不可动摇。）

此外，他还觉得北平沦陷，政府军队仓皇撤退，根本就不给人民内迁的机会。

还说自己受到不少的伤害。

还说自己有子女学生要教导。

当教师是责任。

他在伪北大是教授学生跟在燕大一样负责。

还例举自己这些年取得的学术成果。

还说，以梅原末治为团长的日寇调查团，打算沿着平汉线作文化史迹调查，自定县起至开封，行程十月一日至三十一日。这事被他写信叫停了。

还说，自己在北平挨饿受苦，无愧于国家。

傅斯年不能开除自己。

结果，这封公开信一发出来，好多人都觉得容庚是书呆子。

这部分历史，很多关于容庚先生的纪念性文章或者研究性文章都没有提及，有的是刻意忽略，有的是根本不懂。

但不管如何，苏亦觉得自己应该要写下来，当然，大部分人都是子不言父名，徒不言师讳，真要有机会发表这文章了，苏亦觉得这段文字肯定要删除的，不然对太不尊敬了。

容庚的写给傅斯年的公开信，并没有取得该有的效果，他还是被北大开除了。

被开除以后，他被李宗仁邀请到广西大学执教，因未开学，同年7月4日，接到岭南大学聘书，聘请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而东归广州，主讲中国文字学和说文等课程，兼《岭南学报》主编等。

后来，中大跟岭南大学合并，他才转入中大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

这就是容庚先生的执教生涯。

他的学术成果，也跟他的经历有关，早年间的因为篆刻而学古文，到专门从事金文研究，都与之息息相关。

除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外，容庚对于汉字的简化与改革是有着突出贡献。

早年间，他还是钱玄同发起的汉字革命的支持者。

因此，他提出了两种简化汉字的思路：

第一、应用六书之例以造简字。

第二、制定两字以上合成之简字。

他的简化汉字方案跟钱玄同的汉字简化、傅斯年的废除汉字、赵元任的通字方案、于右任的标准草书，以及整个20世纪初形形色色的汉字拉丁化或推行世界语等方案一样，都是对现代中国文化焦虑的一种应对。

其实建国以后的《汉字简化方案》是一个大集合，容庚的方案也拥有自己的特色。

他是古文字专家深谙中国文字的演化轨迹，又擅长书法篆刻，因此相比标准草书，他的方案更有识别性，跟赵元任的通字方案比，他的方案不会造成一字多义，缺点也很明显，两字合成不易速记。

但是，他采用了另外一种方案六书之例跟草书楷化结合在一起编成《简体字典》，这书的刊印，对后来的汉字简化方案却有着不小的影响，这也是他对汉字简化方面做出的贡献。

此外，容庚对现代文字学学科的建设也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个方面，稍弱于唐兰。

相比较，他更加擅长文献考究而短于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燕大教书的时候也编写了《中国文字学》的讲义，从这个讲义的名字，就能看出他对现代学术的开放和认同。

唐兰的《中国文字学》是可以成熟的理论性教材，而容庚的《中国文字学》讲义，则偏向传统，其中对中国字体演变历程的论述，都可以当成一部中国书法史来看待，因为这讲义分成形篇跟义篇。

这也是为什么，容庚培养的好几个研究生，未来都成为国内著名的书法理论大家的原因之一。

不过唐兰在自己的《中国文字学》一书却说，罗振玉、王国维只能算是文献学家，他们的学问是多方面的，偶然也研究古文字，很有成绩，但并没有系统。容庚、商承祚等在古文字商的成绩，是搜集、整理、排比、摹写、更说不到理论和系统。

这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甚至发展到后世，还有一个更加激进的观点，那就是古文字的搜集整理都不算是研究。

其实容庚曾说自己五不如，目光锐利，能见其大，吾不如郭沫若。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兰。咬文嚼字，细针密缕，吾不如于省吾。甲骨篆籀，无体不工，吾不如商承祚。操笔疾书，文不加点，吾不如吴其昌。

这话看起来很谦虚。

实则不然。

也不看看老爷子自比的五人都有谁。

他后面话锋一转，若锲而不舍，所得独多，则彼五任似皆不如我也。

从这话，就看出来容庚性格的耿直。

不说这些大学者的性子，仅仅说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存在异同。

唐兰认为古文字学就是字形学，而不应该包含音和义，因此，对容庚的以六书论述字义并不认同。

此外，于省吾对唐兰的观点，也有异议。

比如在甲骨文考释之中，唐兰就将推勘法与对照法、偏旁分析和历史考证并列为四种辨明古文字形体的方法。

这种屈形就义的研究方法，于省吾也不认同。

于省吾始终认为，留存至今的某些古文字的音与义或一时不可确知，然其字则为确定不移的客观存在。因而字形是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唯一基础。

当然，仅就考释方面来说，于省吾的成就最高。

虽然容庚被不少人称为书呆子，坦白说，他的人缘并不差，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当年，不管是发起成立考古学社还是担任《燕京学报》主编期间都帮助过不少的学者发表或出版论文（著作）。

最为著名的就是郭沫若跟张荫麟，尤其是郭，他跟容庚的交往过程，就充满了争议性。

后世好事者，都开始通过两人的信札来考究当年的两人交往之往事。

容庚是民国学术界核心人物之一，所以围绕着容庚的研究，其实就是整个民国学术史研究的缩影。

老先生的故事很多。

苏亦的文章没法一一涉略，除了他的生平以及学术成果以及部分的学术观点外，其他的部分都没有写入文章。

研究他也不是写大论文或者出书。

但他的《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这两部代表作是没法忽略不论述的。

前者是成名作，后者更是中国青铜器物学的奠基之作。

相比较金石、文字学外，他在刻帖、绘画方面的造诣也相当高，但他却不太注重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觉得这玩意就是调味品。

他说，金石之干燥无味，终不若书画之足供怡悦，于是治画之日渐多于金石矣。

正因为如此，他也不太看重《丛帖目》这本为研究帖学、书学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觉得这书，不算是学问，只是出自于个人书法兴趣的资料的汇编，顶多就是给后人的研究和鉴赏工作作资料积累。

以上是容庚篇，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人生似乎就没有那么多争议性了。或者说没有那么多可以共后世好事者津津乐道的谈资。

但作为中大古文字领域两座大山，他俩的相同点不要太多。

都是罗王之学的继承者，研究领域高度重合。

早年同窗，晚年同事，终身同道。

要研究中国古文字学术史，把二老相提并论，相得益彰，再合适不过了。

商承祚是典型的年少成年，他比容庚小8岁，性子也更加活跃。

这不，研究生没读完就跑去南京教书，此后，辗转于国内各大的高校，直到48年回到中大以后，才安慰下来。

他在学术最大的成就还是在甲骨文领域，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类编》让商承祚一举成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盛赞此书可以传世矣，用后世的来说，就是出道既巅峰。

此后，在甲骨学方面的研究，就停滞不前了。

容庚曾经说他是甲骨学的逃兵。，因为他以为商承祚编完《殷墟文字类编》后，还会继续编写二编、三编，一直编写下去，奈何，抗战爆发，商承祚到金陵大学教书，受限于材料，没法继续编写。

但建国以后，有条件了，商承祚的研究兴趣就开始转移。

除了在甲骨文、金文、篆书方面的研究，商承祚最出名的学术成就还是要属于楚文物的研究。

37岁时，访古笔记《长沙古物闻见记》扬名考古学界，自此书后，世人方知有楚文物……

此外，对于楚简的研究，商承祚也是最早的开拓者。

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三地出土了七批战国楚竹简，计八百余枚，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注意和关心。

商承祚都投入极大的热情与毅力去开展研究工作。

他都亲自到工地去考察，并根据照片作了初步的整理。1975年至1978年间，在他领导下，中大古文字学研究室成立楚简整理小组，开展楚简研究。

在他主持下，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将八百余枚竹简缀合为五百三十余枚，除完成《战国楚竹简汇编》一共5册，以及一组高质量的论文发表在各大刊物。

商先生把这书资料寄给了国内的同行共同研究，曾一度在学术界颇为流行。

遗憾的是，在70年代，这书没法机会出版。

不然，商承祚应该是稳坐楚简研究的第一把交椅的，等90年代正式出版，这时新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大量涌现，所以影响力也就大不如前了。

其实，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某种意义来说，也没有专攻某一方向。

容商二人，要论谁对考古领域研究更加深入的话，无疑是商承祚。

但他在历史考古学的领域里，研究的课题也是十分广泛，

研究方法，也是丛古文字领域切入，互为表里。除上述湘粤两地战国及西汉古物外，诸如战国秦汉之玺印，广州员村发现的晋代古冢、石马村发现的南汉墓、光孝寺大殿三宝佛腹内所藏木雕像，南京出土之梁五铢泥范，四川新津等地之汉崖墓砖墓，隋代以来著录的秦权，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软体女尸，江陵凤凰山出土的软体男尸，以及石砚、宝剑，等等，商先生都作过研究且有成果发表。

很杂。

依旧金石学的研究路数。

从这一点来说，不管是容庚还是商承祚商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

或者说，都不算是考古学界认定的考古学家。

尤其是容庚，他虽然在燕大创立了考古学社，但，他更多是书斋式的研究，并没有田野发掘经验。

甚至还有学者专门写文章论述容庚是不是考古学家（《容庚考古学家与文字学家身份献疑》）。

经过一番考证之后，得出来的结论：容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

容庚所谓的考古学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而不是现代学科概念，它涵盖了传统学术中的诸多门类，但并不能够直接等同于现代考古学科。他所研究的文字、器物、碑帖等，一部分当然是考古发掘的对象，但更多数则是流传有序的传世之物。王国维所谓的二重证据法，是一种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研究历史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恰恰不是考古学研究方法。更何况，考古学者不做收藏，至今也是考古学科所约定俗成的一条底线。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容庚是一位接受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位生活在20世纪且任教于现代学府的传统文人。

说到最后，作者还说，说容庚不是考古学家不是前辈学者的不恭，相反，这种正名更容易让我们看清楚容庚的学术特点以及当下学术体制的一些弊端。

这个观点对吗？

至少苏亦是认同的。

当然，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一种门户之见，比如吉大的吴振武教授就曾经抱怨，中国古文字研究对中国考古学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考古所在作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总结，却偏偏弱化了古文字研究取到的应有贡献。

这也没啥好避讳的。

就算是考古学界之内，也都存在学派之争，更不要说，考古学跟古文字学两个不同的领域了。

但有时候，这俩个领域又是相通的。

至于商承祚书法领域的成就，让他名气大增则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因为他开始担任中书协广东分会的主席职务。

到那个时候，老先生家中都是一帮前来学习书法的小孩子，热闹极了。

从这点也能够看出来他跟容庚性子之间的差异。

研究二老的学术成就。

就要梳理他们的作品。

有时候，还需要亲自看。

这玩意，也急不来。

没看过二老的作品，就敢大言不惭的胡乱点评，则是对两位先生的大不敬。

因此，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苏亦有空就跑中大古文字研究室。

去年春，中大古文字研究室就开始搬家了，从康乐园中区数字大楼搬到马岗顶下东北区19号一栋二层的小红楼里，变得更加有古香古色的韵味，多了几分历史厚重感。

得知苏亦要写文章梳理二老的学术成就的时候，教研室的老师有些诧异，然而，得知他曾经给唐兰先生写过相关文章，大家就觉得合情合理了。

更加合情合理的是，苏亦还对各位师长说，他想要把考古学史当作未来一个研究方向，这样一来，就更加没有人觉得他闲得发慌，不务正业了。

甚至，二老得知他这一决定，还笑道，以后把文章写好，先给我们看，要是写的不错，我们就给你把它发到中大学报。

得，梁钊韬教授的让他写的民族考古相关文章还没出炉，这边就开始预订一个坑位了。

但两位先生还在，就要写人家学术史个人史，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偏偏二老还不在乎。

没法子，原本被苏亦当成阶段性习作的文章，这时候，都不得认真对待了。

这样一来，中大古文字研究室就成为省博之外，他跑得最勤快的地方。

研究室所在的小红楼，二楼大厅分成两个区域，最里面的部分是书库，是苏亦最为喜欢的部分，很多资料北大图书馆或者文史楼资料室都没有，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北大的师资力量确实偏弱。

研究室外面，则是办公区域，也被称为工作室。

容商二老，以及研究室的四大金刚，都在这里办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书桌，而容老的座位位置不错是靠南的窗边的第二位，看着老爷子的书桌，苏亦就羡慕不已。

上面摆满了笔墨纸砚，此外，还有水盒和十多方印章。

根据曾先同老师介绍，这里面的每一枚印章都是一段传奇佳话。

苏亦倒没有觉得曾先同是在夸大，容老的印章，每一枚都珍惜无比。

甚至，后世还有人高仿容老的书法拿出来拍卖，而且更加神奇的是，上面竟然盖着容庚常用的印章。

后来经过容老的学生鉴定，才得知，印章确实是真的，因为容老去世之后，他的后人准备把他的印章捐献出去，就曾经找人清理过印章印面。

那些书法伪作上面的印章，应该就是这段时间被人挪用了。

这事，苏亦在广美读书的时候，就是从教授他们古文字课程的老教授口中得知的。

当时，老教授还建议苏亦未来有机会可以研究一下容老书法篆刻方面的成就。

没有想到，前世枚机会的作的事情，现在就这样摆在眼前。

前世未竟之事今生来补，也算是一个弥补遗憾的过程。

从研究室几个老师的口中，苏亦听了不少关于容老的轶事。

尤其是治印方面。

苏亦对书桌上的印章极为好奇，前世在美院读书，他没少听过上古文字课的老教授提及过这些印章的故事。

某次展示容老书法作品的时候，老教授还跟他们普及这些印章的真伪风格。

当时，老教授还曾经展露过他读书时，在研究室钤印容老印章的宣纸照片。

因为有真假印章的对比，再去鉴定书法作品的真伪，一目了然，那一次的课堂，让苏亦印象极为深刻。

不曾想到自己还有机会来到研究室。

但，容老不在，他不敢直接去动这些印章。

曾先同说，等容老来研究室，到时候，你跟他提一声，想看多久看多久。

另一位姓陈的老师说，其实，你等不及了，现在拿起来看也可以，容老不介意的。

苏亦摇头，还是等容老过来吧，私自动长辈的物件，不好。

其他老师都笑起来，直夸他懂礼貌。

容老年纪大了，并不是每一天都过来研究室。来不来研究室，最要看天气是否晴朗。

广州是多雨的城市，一旦下雨，老人家来回走动，就极为不便。

因为年纪大了，二老去年招了六个研究生，培养模式就很粗放，自由程度堪比宿白先生培养苏亦。

纸上得来终觉浅，想要知道日常生活中，二老是如何待人的，还是要多跟研究室的师生多多聊天。

一问之下，才知道。

二老培养的研究生的陌生，很有特点。

不上课、不考试。曾先同说。

苏亦羡慕，那平时这些研究生都作什么？

曾先同说，二老有放鸭式和填鸭式两种方法：平时是放鸭，抄字书，读专著就是填鸭。他们没有要求一定要读自己的著作，但两位老先生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第一年要抄三本字典：《说文解字》《甲骨文编》《金文编》，并且是作为习作，他会批阅，圈出哪个字字形错了，哪个字出处错了。当然这不是单纯地抄，而是要注意这个字在哪个器物上，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点，并且很强调写书评。

苏亦恍然，我在周一良先生家中上课的时候，周先生也曾经跟我说过容老，他说当年在燕大读书的时候选了容老的《说文解字》研究一课。一开始，容老的教学并不涉及《说文解字》的内容。他上课话不多，总是用白布巾裹着几部线装书，在讲桌上打开，转身在黑板上写一个楷体的古字，轮流叫学生上去写出篆书。还说容老这样讲课实际上是篆字练习，而不是研究说文。当时，我听了羡慕极了，没有想到容老现在还保持这样的风格。

听得研究室内几位老师都笑起来了。

其中一个老师说，是不是后悔，没有报考我们中大啊？

苏亦说，是有点遗憾，不过现在有机会跟几位老师学习，也算是一种弥补了。

曾先同问，你平时在北大，宿先生都是怎么培养你们的？

苏亦说，宿先生对我们培养的方式各有不同，马世昌师兄基础最扎实，在敦煌研究所待了十几年，已经算是专家了，因此宿先生鼓励马师兄专攻这个方向。姚师兄在西安工作多年，对西北考古比较擅长，宿先生就让姚师兄研究丝路佛教遗迹；许师姐以前在上博工作，宿先生就鼓励她探索海外佛教考古新动向；至于我，基础最差，所以处在夯实基础的阶段，宿先生也没让我具体研究哪一个方向，基本上我想干啥只要不出格宿先生都不拦着，因此，我的现在基本上啥都要学，啥都不精通。

几位研究室的老师听到最后都笑起来了。

宿先生对你的培养，很有容老的风格嘛。

苏亦也笑起来了。

容老跟商老对学生的粗放式培养，除了跟他们的性格有关，其实也因为他们年事已高，没有精力讲那么多课了，只能让学生自己去看书。

但不意味着二老对这些研究生就不管了。

有问题，都可以问。

平时，还让研究室的几位老师给研究上课。

因此，中大古文字的研究生，名义上是二老的研究生，但带他们的老师可不少，这点上跟苏亦有点像。

他现在在北大，虽然是宿先生的研究生，但想要跟哪一位老师学习都没问题，都乐意向他传授学识。

苏亦运气不错，今天天朗气清，没有下雨。

再加上，研究室距离，容老住的寓所并不远。

差不多九点左右，容老就出现在研究室之中。

老先生右手拎着塑料提包，左手臂还挂着弯柄长布伞，就这样慢慢踱到研究室来。

见到苏亦，就笑道，小家伙可以啊，这几天都来得挺勤快的，文章写的怎么样了？

苏亦说，省博考古报告还没正式编写，我这几天空闲的时间比较多，文章还在打磨阶段，您老别笑话我。

容老笑，反正我们研究室都对你开放，想看什么书就跟资料室的黄老师说，资料室没有的，你可以去到我家的藏书室。不过，我估计你用不到这些。

容老称为他的藏书室为五千卷金石室，在圈内极有名气。

苏亦也好奇。

但他确实用不到。

金石学，又不是他专攻的方向。

短暂聊天以后，示意苏亦不要理会自己，容老就在自己的位置坐下，然后开始工作。

他的工作内容，主要是给《金石编》补字，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累了，就看书写字，但人老了，精力不济，偶尔闭目养神打个盹，醒来以后，习惯性抽烟。

甚至，还请研究室的老师抽。

大部分老师都不接，老爷子很有意思，其他老师不接，他就朝着苏亦递过去。

苏亦哪敢接，连忙拿火柴盒帮忙点烟，老爷子连忙摆手，不要来这一套。

苏亦还是点上了。

容老笑骂，小家伙鬼精鬼精的。

苏亦说，我在家也帮爷爷点，习惯了。

这个过程，资料室的管理员黄老师，就一直盯着容老手中的香烟。

苏亦以为他的烟瘾犯了，不曾想，等容老吸完烟，他就直接在烟火杠倒点水，确认烟头完全熄灭了，才微笑道，书库禁止烟火。

苏亦恍然。

看着黄老师熟练的熄灭烟头的动作，显然，这事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作了。

让苏亦想起来，马世昌帮忙宿先生擦黑板的事情。

尊重师长，并非说说而已。

也需要体现在日常的小事之中。

等容老抽完烟，趁着老爷子心情不错，苏亦提出自己的要求。

容老一听，笑道，想看就拿起来，想要钤印也可以。

于是，苏亦如愿以偿地拿起这些印章一一观看。

这些印中除了姓名章斋号印外，之前提及到邓尔雅名言章也在其中，字较多，苏亦拿起来随口读道，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

他一念完，容老就咦了一声，小家伙，行啊！

其他老师也朝着他竖起大拇指。

怎么了？

苏亦疑惑，不知道发生了啥了。

曾老师说，你是第一个第一次拿起这枚印章，就可以全部念完上面字体的学生。

真的？

真的！

得到肯定的回答，苏亦大为意外。

其他老师说，果然是少年天才，比我们强多了。

容老笑道，这枚印章是我四舅邓尔雅刻的李清照《金石录后序》里面的话，时间久了，印面不清晰，就不要辨认了，是要好好清理一下了。不过，你一拿起来，就能够读完，确实难得，因为这话不全，我四舅篆刻的时候，为了工整，少了一个便字，因此，不读《金石录后续》的人根本就看不明白，当然，读了要是不精读，也认不全。

难怪，自己会被夸奖。

其实这句话的全文是，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

翻译过来，大致意思就是，两年以后，赵明诚出仕做官，便立下即使节衣缩食，要走遍四方，把天下的古文奇字全部搜集起来的志愿。

邓尔雅先生刻意把便字去掉，意思一下子就改变了。

去除了赵明诚的部分，成了勉励容老，要有节衣缩食，走遍四方，把天下的古文奇字全部搜集起来的志愿。

从这一点来说，确实是名言章。

看着几位老师望向他，各种赞赏的目光，苏亦多少有些心虚。

没错《金石录后序》就是李清照写的，这里的李清照就是著名的词人李清照，她跟丈夫赵明诚两人仿照欧阳修《集古录》的体例，编撰了《金石录》三十卷。

这部书著录自三代至隋唐五代的钟鼎彝器款识和碑碣文字，共二千种，跋尾五百零二篇。

后代学者，对这书的评价很高。

苏亦之前听过《金石录》，但没细看，《金石录后序》倒是看过了，却没法通篇背下来。

这一次，因为有机会到研究室，可能看到以前在美院读书的时候，老教授提及的名言章，来之前他，还特意抽空翻看了一下这篇文章。

整篇文章，虽然名为金石录后序，实则通篇下来，真正写金石录有关内容的也就是前面的一段，后面大部分都是回忆。

因此，有人说《金石录后序》，既是李清照的自传，也是赵明诚的回忆录。

而且，这篇散文不仅以笔墨见长，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有史学家认为文章的价值，比《金石录》还要重要，因为它关系国家兴亡的青州之乱、靖康之耻等，其中都有所反映。

乱世之中，文人墨客想要玩赏金石，纵情读书，基本不可能。

而且《金石录后序》通篇读下来，很容易就能够弄明白造成李清照那样夫死书亡的悲剧的根源，是研究李清照生平的重要文献资料。

苏亦只觉得侥幸，要是来之前，他没有作功课，拿起印章，却连字都人不清楚，那就真要出丑了。

让他没想到是，他竟然是第一个第一次拿起名言章就把字体认全的学生。

这两个第一，让他在少年天才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心想着，万一有一天，人设崩塌，就惨了。

这一刻，苏亦心好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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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4章：就是李清照写的《金石录后序》免费阅读.

后来，抗战爆发，燕大保持中立并没有南迁，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41年日方关停燕大。

42年的时候燕大在成都复校，因为各种原因，容庚去了伪北大执教，成为宿白先生的老师。

读研期间，他继续完成《金文编》，这书也成为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一毕业，《金文编》就在罗振玉的赞助下成功出版。

一出版，就让他扬名学界。

拜访过容商二老以后，在还没有正式投入河宕遗址的编写报告的时候，苏亦忙里偷闲，抽空梳理二老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当年，能够出版专著的学者，凤毛麟角，别说20年代，就算是七八十年代，有代表作的学者也极少。

容庚毕业，顺利留校在北大执教，第二年被聘请为燕大的襄教授（助理教授），后擢升为教授，主讲文字学，又开设了金石学、甲骨学、考古文字学、简体字等课程。

这就是容庚执教生涯的开始。

他也没打算要投稿，就是先写出来，算是一个阶段性学习的总结成果。

容商二老，要论学术成就，肯定是容老更大，因此，苏亦先把容庚先生放在前面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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