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又开始引用唐兰、于省吾两位先生对于甲骨文“稻”的考释。

其实甲骨文里面并没有稻字，到了金文才正式有“稻”字，南方人也习惯称稻为“谷”，各种文献考证都称为“谷”，这个原始母语“谷”的语音下限不迟于七千年。

丁颖教授是“中国稻作学之父”，他的文章大量引用古今中外的文献。

苏亦也不能怂，他的文章文献部分引用也不能少。

整篇文章，除了借鉴丁颖教授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的格式外，也做了大量的创新。

甚至，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对15个以IR（国际稻）命名的品种进行溯源，结果发现全部品种都有印尼品种Cina，这一语音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跟“China”的谐音几乎是一致的。

他把稻谷的语言系统分为中国、印度、南洋三大系统。

首先论述，稻从中国向曰本的证据。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梵语的词汇去论证印度各民族对稻的发音问题。

至于“稻”从印度西传也可以论证，比如印度的泰米尔语称稻为arishi，后经阿拉伯人演化成arruzz或uruzz，而希腊人又根据阿拉伯语翻译成aruza，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后引进水稻，西班牙语称为arroz，从此欧洲人对稻的称呼就变成意大利语rize、rizo；德语is；法语riz；英语re；俄语。

至于南阳语言系统，也差不多，稻发音为padi，米为bras，这属于马来——波利尼亚语系，可能是马来人于史前时期迁徙到印尼的时候传入的。

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没啥演变继承关系，不成体系。

这个时候，苏亦的半吊子梵语基础也开始派上用场了。

综合上面的结论，很容易就得出中国稻作并非从印度传入的。

比如，日语的“Ko”即“谷米”的对音，“ho”（穗）即“禾”的对音。我们南方口音就称“稻”为“谷”或“禾”。

为了学佛教考古，一直在专攻日语跟梵语，好不容易写文章，碰到丁颖教授论证的稻作命名“曰本型”以及“印度型”，他不写点东西，都对不起自己的一生所学了。

实际上，有了丁颖教授的在稻作命名上的抗争，以及一系列出土谷物的发现，稻谷是从曰本传入中国的结论，早就被推翻了。

曰本学者，也都接受了这个认知。

甚至，部分曰本学者，这些年来，利用酯酶同功酶的电泳分析，整理亚洲水稻品种的电泳同工酶谱，认为亚洲的中国西南、泰缅、印度东北是稻种的变异中心，由此扩散传播。

而曰本的水稻就是经过长江过海传播过去的。

所以打脸小曰本的事情，老一辈学者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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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够好了。

苏亦锦上添花即可。

不过多赘述。

他所以写这部分内容，主要是致敬丁颖教授的学说观点，并不是核心内容。

考古发现，才是这篇文章的真正核心所在。

其实，真要按照地理位置划分的华南地区，差不多就是民国时期的“华南六省”，其中就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台湾”。

非要较真的话，79年之前，这些个地方的考古发现，其实没有办法支撑起稻作起源“华南说”这个说法的。

至少两广地区的珠江流域、两江流域，发现的稻作遗存并不多。

在广东，只要石峡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距今近5000年，广西方面就更加可怜，只有距今2000年左右的贵港和合浦汉墓中发现随葬稻谷，却从未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栽培稻痕迹。

相比较广西，云南的稻作遗存，就比较多了。

云南滇池池东岸遗址有发现。

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有发现。

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有发现。

其中年代最早的元谋大敦子遗址，发现有4000年前的稻谷遗存。

也难怪湖南农学院的柳子明先生会提出稻作起源“云贵高原说”。

然而，仅仅凭借这些东西，就想要跟距今差不多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相抗衡，根本就不可能。

在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上，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最为著名。整个70年代河姆渡的发现，可以说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影响力长盛不衰，一直持续到两千年以后在国外的大多数考古学教科书中，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篇章，仍然是以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主要例证。

从地域分布的说法，仅仅是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稻作起源“长江下游说”就比“华南说”靠谱很多了。

然而，苏亦却是知道国内最早发现稻作遗址是在什么地方。

根据前世的考古成果，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万年前后。

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他是从结论去推导过程，怎么可能如此简单粗暴就提出“华南说”，他的华南说其实是“新华南说”，他不是按照“华东六省”来划分华南地区。

他根据华南亚热带来划分的，从而是从地形和气候等因素直接湖南跟江西都地方都划入其中。

甚至可以说，只要是中国南部就是华南地区，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腹心地区都算。

这点有点耍流氓了。

但，苏亦也给出自己的判定标准。

第一，地形气候。

第二，人文因素。

第三，考古发现。

前面两个因素，都可以各种吹嘘，一点问题都都没有。

第三个标准，就有难了。

现在的考古发现，根本支撑不起来他的说法。

那怎么办呢？

只能根据现有的各种考古发现去推导。

从早期的仰韶遗址出土的印有稻壳印记的陶片说起。

1954年发掘的无锡仙蠡墩遗址、1955年发掘的湖北屈家岭以及天门石家河两处遗址、1958年南京庙山。

到七十年代发掘的吴县草鞋山，以及河姆渡遗址。

这些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现的遗址，他全部都罗列出来。

最后，苏亦给一个结论，中国稻作起源是由南向北分布。

然后他还大胆预测，在湖南、江西两地，长江以南的华南地区，最后可能发现出中国最早的栽培稻作遗存。

甚至，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极有可能会有惊人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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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推测，只要言之有理即可。

然而，文章写完，让梁家勉几位师长审阅，都有些哭笑不得。

他说的太笃定，也太具体了。让一帮师长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梁家勉先生先是夸奖他文献基础夯实，又夸奖他的语言才华出众，最后才建议，“要不，你把最后部分关于江西年仙人洞遗址的言论删除了？这样写，很容易引起争议。”

苏亦怎么可能删除，他在钓鱼呢。

于是，他笑道，“真理不辨不明嘛，只要没有确切的考古发现，稻作起源华南说的观点，就一直存在。”

梁家勉先生笑，“小家伙还挺有志气的，我是研究农史的，只能从文献的角度去评判你的文章，仅仅是这个角度，这篇文章就写得很有水平。至于考古部分，还是让你们杨老师来给建议吧。”

显然，他也认可苏亦的大部分观点，至于最后预测部分，他也接受苏亦的解释，不再劝说。

等到杨式挺看完文章，无奈道，“你小子胆子还真大，确定不删除这个部分？”

苏亦说，“我觉得观点尖锐一些比较好，这样的话，会容易引起学界的关注。”

“你在博眼球？”杨式挺皱起眉头。

苏亦说，“我想帮梁老造势，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关注农业研究关注农业考古，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去一趟江西跟陈先生交流，如果能够到万年仙人洞遗址实地考察，就更好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杨式挺也不再建议他删除。

年轻人有锐气也未尝不可。

而且，整篇文章的质量极高。

就算是他，也自认为没有能力写出这样的文章。

既然如此，为何过多干预呢？

于是，杨式挺建议，“要不，你去中大找一下梁钊涛先生，有他的推荐，可能有机会发表到《文物》或者《考古》，不然，用你的名义去投稿，可能会排很久，也有可能被拒稿，到时候你只能发到《农业研究》，这样的话，你想要扩大影响力的用意就落空了。”

人家《农史研究》都创刊了，你才发表，这顶多是锦上添花，算不上雪中送炭。

不仅如此，真靠《农史研究》发表，就不是帮梁家勉先生而是受人家的恩惠。

苏亦接受杨式挺的建议。

当天就去中大。

当梁钊涛先生看到他的文章，也笑起来，直接说他大胆包天。

但是，梁钊涛教授站着的角度更高。jj.br>

也没有劝说他删稿，而是说，“既然你打算从人文因素去论证稻作起源在华南，并且是史前人类从采集捕猎成逐渐向史前稻作农业过度的主要地区，就不能忽略人类学部分。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最早驯化野生稻的很可能是南方诸多土著民族，有的学者称之为百越族群。你可以补充一下新石器时代百越文化的主要特征。”

苏亦接受建议，立即补充。

其实，也不能说补充，文章都有，只是没过多展开而已。

也不需要苏亦特意跑图书馆。

梁钊涛就直接给他翻找资料。

然后给他划重点了。

没一会稿件就写完。

但是原来的稿件不能用了，需要重新抄写。

梁钊涛等他抄写完毕，说，“《文物》、《考古》或者《考古学报》现在稿件太多，一般优先考古发掘成果，我给你投《中大学报》吧，虽然没有考古三大刊怎么专，但影响力也不小，你先发表出来看反馈，毕竟，国内研究稻作起源的，并不仅仅是考古行业，其他领域的学者也都有参与，到时候，你小子要有心里准备，你既然敢立这么大的目标，就必须做好被别人口诛笔伐的心里准备。”

能够发《中大学报》，最好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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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可以加急不需要等候。

考古三大刊，版面资源极其可贵。

《文物》是月刊，《考古》是双月刊，《考古学报》是季刊。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慢悠悠的等待。

要趁着热度先把文章发出来再说。

朝中有人好办事。

有了梁钊涛的帮助，文章顺利在《中大学报》发表。

苏亦也算是能够交差了。

之前，不务正业跑去写商容二老的书法篆刻成就，那篇文章更像是为了哄老人家开心才写的。

也确实哄到了。

不然，容老也不会赠送他一枚亲手篆刻的姓名章。

接下来的日子，苏亦继续参与石峡发掘报告的编写。

闲暇之余，就拽着他沈明跑中大跟华农还有华工。

他已经打定主意了。

要把《中国近代高校与建筑》这本书弄出来。

已经有了吉大跟北大的建筑资料，中大康乐园的建筑群资料也在系统的整理。

此外，国立中大石牌校区的建筑群也不能缺少。

未来补全民国五大高校以及其他教会大学的资料，这书就可以出版了。

现在太穷。

没点稿费，都出不了门。

就这样，苏亦在广州待了两个多月。

写了两篇文章都发中大学报。

并成功整理了广州两所近代高校的建筑群资料，还参与编写石峡遗址发掘报告的大量工作。

总体来说，两个月的收获非常大，成果斐然。

同样，他也出名了。

至少在特定的圈子内，是真的出名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稻作起源“新华南说”成功发表。

果然，跟他预料的一样，这文章一发表，就在圈内炸开了锅。

当月就有学者发表文章反驳他的观点，而且是好几篇。

有在报纸上发表。

有在期刊上发表。

比如浙江农大的游先生就在《作物学报》发表了一篇《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与传播》，果然，作为河姆渡遗址大本营的浙农的学者第一个就站出来回应。

对方也从文字学、语言学、作物学、考古发掘等方面去一一去论述自己的观点。

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长江中下游、太后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的粳稻稻谷，距今已有四五千年、吴县草鞋山出土粳稻更早达六千年，粳稻在这一带的分化形成已经很早了。而河姆渡籼稻比粳稻又早一、二千年……同样，从广东、云南、福建、江西出土的新石器稻谷，其时间都较太湖流域为迟，有待进一步探索，如今过早得出华南地区为稻作起源发源地的结论，为时尚早。

人家老先生，还是很有风度的，并没有逮着苏亦的文章狂喷。

但，他的结论已经明明白白的给出来了。

就是不信苏亦的“新华南说”。

甚至，之前提出稻作起源“云贵高原说”的湖农柳子明教授人在《遗传学报》发了一篇《中国栽培稻起源研究的新认识》，文章里面就除了补充他的观点之外，还说苏亦的“新华南说”地理范围过大，过于模糊地区，而且，还反驳说，目前湖南道县跟江西万年两个地方都没有发现史前稻作遗存，不合适作为证据。

还隐约指出，他的文章有夸大之嫌疑。

更为好玩的是，云大的李坤生教授也直接在《云南科学》里面发了一篇《云南在亚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文章再次捍卫稻作起源“云贵高原说”，甚至观点更加明确，就是把云贵高原变成了“云南”，他将从中国杭州湾到印度阿萨姆邦这一广阔的半月形地带全部划入亚洲栽培稻的范围，但却认为云南的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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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通过对云南地理环境、气候特定、生物资源几个方面资料的综合分析认为云南成了作物的变异中心。

还通过对云南稻种进行同工酶分析，发现其酶谱一致，证明云南现代栽培稻的起源关系十分接近普通野生稻，进而进一步确认，云南现代栽培稻的祖先和可能就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

文章有理有据，引用了不少云南民院汪先生的观点，还有科学技术的加持。

很靠谱。

起码，比苏亦的文章靠谱多了。

没有办法，谁让他大言不惭地预测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可能有史前稻作遗存呢。

等沈明把这些文章都放在苏亦面前，调侃他成为名人的时候，苏亦也忍不住感慨。

这个钓鱼的行为，一不小心就把这些大牛都给炸出来了。

甚至，好多篇文章都提前发表了。

而且，内容也都因为他的文章，做出了相关的调整。

苏亦有些好奇，“怎么都是反驳我观点的文章啊？就没有支持我观点的文章吗？”

其实，除了后面的预测部分有些出格之外，他的观点也不是很出格。

把湖南江西归入华南地区，也不算太离谱。

毕竟云大的李坤生教授直接把杭州湾跟印度阿萨姆邦都划在一起，上升到亚洲级别，他弄一个“新华南”也没啥突兀的。

除了他出格的言论，估计跟他是名不见经传的圈内新人也有关系。

但一帮老先生来跟一个新人辩驳，也挺有趣的。

难不成是因为他北大的头衔？

好在也不是全部人都在反驳他的观点，他也有支持者。

比如东莞博物馆的李闰全先生就写了一篇《试论我国的稻作起源》发表在《历史教学》上。

用沈明的话来说，这就是来自于家乡人的支持。

李的文章明确指出，“我国范围内追溯稻作的起源中心应该在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多做努力，其中西江流域是值得重视的。”

终于有一位先生把江西给囊括进去了。

真不容易。

文章给出三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海拔高度为30-60米，东起台湾桃园、西至云南的景洪镇，南起海南崖州，北达江西东乡，这一范围可能是栽培稻的起源地。

第二，这一范围内，只有江西、广东、广西三生发现较为密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第三，这些遗址虽然没有发现水稻遗存，却出土了很多石质农具，还有谷类作物，这些谷类就是水稻。

苏亦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都忍不住笑起来了。

这位先生，跟他一样，真敢说。

文章很多观点都经不起推敲，非要较真的话，就是瞎扯。

因为目前为止，两广以及江西三省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并不多，哪里来的很多遗址。

而且，谷类作物就是水稻的说法，也很武断。

但对方能够发在《历史教学》这门一份古早的历史类刊物。

文章水平质量也是很不错的。

就是个人预测的太多。

跟苏亦有得一拼。

但，也不能说他错了。

因为他预测的江西，真被他说对了。

到时候，只要苏亦去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跑一趟，就啥问题都解决了。

不止东莞的老乡写文章声援他，其他地方也有。

这不，很快，就有大佬站出来声援他了。

比如，川大的童先生隔月就在《川大学报》上了发表了一篇《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

沈明说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感慨道，“童先生的观点跟丁颖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也算是认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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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华南说了，他认为根据现有的资料，基本上可以断定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就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它可能在浙江杭州湾一带，但更有可能在维度较南的云南、广东、广西地区。不过没有新的考古发现，童先生也只能分析，没有办法像你这样笃定。”

苏亦说，“有童先生的支持，我已经很满足了，其他的方面不奢求。”

沈明说，“苏亦你小子已经彻底出名了，还没有毕业，就在圈内圈外折腾出这么大的阵仗，就连我以前的同学都开始打听你什么来历，都认为你是我们中大新引进来的老师。”

苏亦哈哈大笑，“这么夸张？”

沈明说，“一点都不夸张，就算你没有毕业，只要你敢继续留在中大，梁钊涛教授就敢你上课堂教书。”

苏亦笑，“别闹！”

其实，这也不稀奇。

别说在中大课堂，在北大的课堂，他也没少蹭讲。

同学们都司空见惯。

要来中大，梁钊涛先生让他当助教，也合情合理。

不过梁先生对他是真的重视，不然，也不会让他插队发表文章。

甚至，到中大拜访对方的时候，梁先生还感慨，“文章发表以后，引起热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甚至云南的汪教授还有川大的童教授都给我写信讨论到你，这两位先生都以为你是我新收的研究生，尤其是汪教授还打算邀请我们去云南民院做学术交流。”

汗。

这么夸张吗？

不过有机会去昆明，对于苏亦来说，想想都有些激动。

但也只是想一想而已。

梁钊涛知道是什么意思，说道，“知道你忙，我回绝了。未来，有机会再说。”

文章发表以后，苏亦不仅要拜访梁钊涛教授，另外一位梁教授也要拜访。

华农的梁家勉教授对他的帮助也不小。

图书馆内，梁家勉拿着新一期的《中大学报》，满是遗憾地望着苏亦，“要是我们华农的《农史研究》可以早点创刊，就不会错过这一次学界盛会了，这两个月来，国内各大刊物发了那么多关于稻作起源的文章，偏偏最应该刊登这些文章的《农史研究》还拖着并没有创办。要是能够早点创办，我们农史研究领域也算是有自己的大本营了。”

苏亦说，“是我有些心急了，之前去中大找梁钊涛先生让他帮忙审稿的时候，先生打算把文章发到中大学报，我也没有拒绝，没把文章留在最后，主要是想着如果真引起关注度的话，对于推动《农史研究》的创办也有帮助。”

梁家勉笑，“你不要有压力，这事你们杨老师已经跟我说明了。实际上，你的文章确实起到很大的作用，学校因为这事也极为重视《农史研究》的创刊工作，因为有学者向领导反应，关于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经济的学术论文从刊严重缺失，使得专业研究难以维系，发刊却苦于无门，不少人都写信到部委反应。因此，农业出版社那边已经跟我们华农商定，由我们华农的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主编，农业出版社那边负责出版发行，快的话，下半年就可以正式发行。”

听到这话，苏亦很高兴。

有了自己这个鲇鱼，终于可以改变一些事情。

虽然很微不足道，但也是改变，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头。

看着他这副摸样，老先生笑，“你下一次还要继续发稻作起源方面的文章，直接把稿件给我留着，不需要再去中大找梁钊涛教授了。”

有大佬约稿。

求之不得啊。

这种好事，上辈子想都不敢想。

实际上，文章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散。

不仅梁勉家先生惋惜《农史研究》没来得及创刊，就连跟苏亦通信的陈文骅先生也感慨要是农业考古有一个专门刊物，大家也不需要像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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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借巢生蛋了。

这个比喻，让苏亦猝不及防，但更加让他意外的还在后面。

陈文骅竟然说他经过这事以后，也产生创办一本农业考古的专门刊物，名字还没有确定，还在征集之中。

还要确定啥啊。

苏亦回信的时候，就建议刊物名称直接叫《农业考古》。

这个霸气的名字，多少让陈文骅有些忐忑，回信的时候还说，这个名字是不是取得有点大。

苏亦立即回信，“农业考古的专门刊物，取名《农业考古》再合适不过，未来还可以借此推动农业考古这一新兴学科的建立。”

说着，他还举例国内外农业考古的现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这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农耕文明古国才有创办农业考古的这一学科的土壤，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自豪。

这鸡血打下去。

陈文骅就激动不已。

直接邀请他有空的话，务必前往南昌一叙。

还说为兄定然妥善安排好一切事宜。

甚至，还特意提及，如果苏亦想要去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亲自调查勘探的话，他可以陪同。

估计，这位先生还不知道他多大，直接跟他兄弟相称。

苏亦看完信件哭笑不得。

却有些心动了。

实话实说，他这段时间赶回北大，其实没啥事做。

除了读书就是读书，并没有机会参与田野发掘。

因为北大是高校，是教学单位，必须优先考虑教学而不是考古发掘。

只要安排学生实习的时候，北大考古研究室才跟地方考古部门合作进行实习发掘。

这种情况之下，根本就不符合他现在的需求。

北大的师长也意识到这点，才把他安排在省博实习。

只是没想到他心野到这个程度，想要推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的再次发掘。

他的文章发表以后，各方面都做出反应，北大方面也没有与世隔绝，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他闹什么幺蛾子。

好在宿先生得知他想要通过历史语言以及佛教文献去论证稻作起源是从印度传入中国属于谬论之事，也没有制止。

哪里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跑江西发掘万年仙人洞遗址。

这事并不好弄。

现在的北大并不是后世的北大，触角还没有那么长，可以随意在全国各地去推动考古发掘。

现在国内最有影响力的考古单位是社科院考古所而不是北大。

北大考古研究室方面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过官方层面去推动这一次考古发掘，原因很简单，没钱没经费，这事根本不靠谱。

北大方面推动不了，陈文骅也推动不了，这位先生还不是后来的江西社科院副院长，现在的他只是刚通过古代农业科技展览在行业内崭露头角，不算粉嫩新人，却还没有那么牢靠的圈内地位。

苏亦贸然上门，也没啥用。

因此，他一直在等。

等着文章的影响力发酵。

果然，稻作起源在他的刻意钓鱼之下，终于变成学术热点了。

也带来一些正面影响。

比如推动华农的《农史研究》提前创办，也鼓动起来陈文骅那颗躁动的心，对方创办《农业考古》的念头终于起来了。

甚至，JX省博的相关领导也开始重视万年仙人洞遗址问题。

真的如苏亦文章所说那般，仙人洞遗址真是中国稻作起源之一，江西就火了。

不管是对于江西于考古成就的肯定，还是对江西历史的宣传都是极其证明的事情。

由不得他们不重视。

甚至，通过跟陈文骅的通信，苏亦已经得知JX省博的同行也都在好奇，万年仙人洞遗址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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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的有史前稻作遗存。

陈文骅已经开始向单位领导申请再次发掘万年仙人洞遗址。

这也是他为什么会邀请到南昌一叙的原因之一。

那么要不要去呢？

苏亦也在纠结。

他是想去的。

又担心白跑一趟，啥都干不成。

一连几天，苏亦都有些心不在焉的。

他的情况被杨式挺发现了。

询问之下，苏亦也不隐瞒，直接说，“JX省博的陈文骅先生想要重新发掘万年仙人洞遗址，已经在申请之中，还没有得到他们单位领导的批准，想邀请我过去帮忙，我又担心白跑一趟，此外，北大那边也开始催我回去了。”

杨式挺直至本心，“你是想去的，对吧？”

苏亦点了点头，“确实如此，我也像验证一下文章的真实性，毕竟文章已经发出去了，牛皮已经吹出去了，遭受到那么多学者的反驳，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不去一趟，有些遗憾。”

杨式挺点了点头，半响后，他说，“那就去吧，剩下的，我来安排？”

“可以吗？”

“试一试！”

过了几天之后，杨先生说，“梁老已经给领导写信了，争取获得部位领导的支持。同样，黄馆长也联系JX省博的领导，如果你要去的话，我安排沈明陪你过去，发掘这事不一定可行，但让你们去南昌交流是没有问题的，毕竟陈先生正好在JX省博创办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他发出邀请让你们去做交流是可以的，发掘的事情行不通，就看展，先取经，未来我们也可以举办相关的展览，甚至，可以邀请JX省博过来我们这边办巡展。到时候，你跟沈明也可以先去遗址做田野调查，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苏亦心中激动不已。

果然，大树底下好乘凉啊。

杨式挺见状，笑道，“也算是省博给你的奖励了，你这两个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帮忙编写发掘报告，黄馆长也都看在眼里，所以不要想太多。”

能不想吗？

就他现在这样一个小菜鸡，啥影响力都没有，想要干啥都需要师长去推动。

想要参与一个发掘，都要谋划那么久。

好不容易达到目的，哪能这么平静。

他还是忍不住问，“北大哪边呢？”

杨式挺哑然失笑，“你不是每周都跟宿白先生通信吗？”

苏亦说，“我担心被骂，不敢跟宿先生说。”

杨式挺哈哈大笑，“别担心，我已经给苏先生跟宿先生发电报了。此外，你们严老师看到你的文章以后，也非常高兴，原本他还打算写文章参与讨论的，但得知你要去江西，他就没写了，想等一等，看你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了不得的发现。”

对啊，还有严先生。

杨先生跟严先生可是同班同学，俩人的私交相当不错。

甚至，在前世，两位先生都对稻作起源的问题写过文章讨论。

结果因为他的出现让两位先生都哑火了。

不仅如此，前世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好像就是严先生参与发掘才发现稻谷遗存。

现在自己如此谋划，算不算是夺了严先生的机缘？

于是，苏亦忍不住问道，“到时候真的有机会重新发掘，严老师能够过来吗？”

他其实有些忐忑。

不管是前世还今生，都没有独立主持遗址发掘的经验。

甚至都没有去过江西万年，那边啥情况，他也不知道。

到时候，去了，真有机会参与发掘了，该如何弄，他也不清楚。

而陈文骅先生靠不靠谱，他也不确定。

没有一个师长在身边，他多少有些忐忑。

杨式挺哭笑不得，“我怎么知道，这话，你直接问你们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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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不过，你真要挖出东西了，按照你们严老师的性子，他肯定会跑一趟江西的，所以你小子不用担心。”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担心也没用。

杨式挺安慰道，“你小子不要想太多，其实，JX省博的陈文骅先生经验很丰富，人家是厦门大学的高材生，一毕业就是从事考古工作，到现在已经工作多年，发掘经验相当丰富，他能够邀请你过去JX省博，说明事情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这话确实安慰到苏亦。

也对，未来能够被称为“中国农业考古之父”的大佬，当打之年，也不会弱到哪里去。

不可小觑天下英豪。

于是，两天以后，苏亦拜别广州的熟人，在父母以及杨式挺朱非素两位先生的相送之下，跟着沈明俩人扛着行李，踏上了前往江西的火车。

就这样，对于苏亦来说，一段全新的旅程总算开始了。

对此，他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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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文章篇幅有限，他都快刹不住车了。

要论对曰本以及印度的熟悉，他并不比国内考古界的其他学者差多少(嗯，局限于年轻一辈)。

不然，稻作真的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话，也会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一样，带进来许多印度的外来词汇。

诸如“浮屠”、“菩萨”、“舍利”此类的词汇。

在华农图书馆泡了大半个月以后，苏亦的文章《从华南发现的考古材料试论中国稻作的起源》终于完成初稿了。

从历史语言方面论证，苏亦很容易就得出汉语“谷”的语音早于印度，说稻作从印度传入中国完全就是谬论。

他这个部分，写的很嗨。

几乎把他此前所学，一股脑儿的倒了出来。

他会日文、英文、又懂古文字，不展示这方面的才华，那不是白学了？

因此，他特意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去论证“稻”是如何从向全世界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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