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反映了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在后期试图通过向外国学习来寻求出路的一种努力。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太平天国起义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但是，太平天国以宗教来发动和组织群众。宗教教义不是科学理论，它不仅不能正确指导斗争，而且给农民战争带来了危害。

三、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影响

封建的神权论历来是为地主阶级专政作辩护的工具。洪秀全打击封建神权的目的，在于打击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代表——皇权，号召农民为推翻封建王朝而斗争。他认为，世界是一个以“皇上帝”为首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人类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人间的皇帝不得私自称帝，也没有拜上帝的特权。

他说：“他是何人，敢腼（不知羞耻）称帝？”“只见其妄自尊大，白干永远地狱之灾。”又说：“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洪秀全的这些观点，是借“皇上帝”的名义，剥夺了地上皇帝的一切特权，宣传了君民平等论。

他宣称，“皇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人们只能拜“皇上帝”，不能崇拜其他任何神。他说“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五行万物天造化，岂有别神宰其中”；“勿拜邪神，须作正人”。据此，他把中国几千年来流行的宗教迷信，包括佛教和道教，都宣布为以“阎罗妖”为首的邪神系统，宣布为“偶像”，加以排除和打倒。他说：“阎罗妖乃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

曾国藩站在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列举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四条“罪状”：一是上自君臣，下至兵卒，“皆以兄弟称之”，把父母看成同兄弟姐妹一样，破坏了“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秩序；二是“农不能自耕以纳税”，“商不能自贾以取息”，把土地和财货变成“天王”的产业，破坏了地主对农民的租佃关系；三是知识分子“不能诵孔子之经”，使“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破坏了“孔孟之道”；四是“不敬畏神只”，上至孔庙，下至佛寺、道院，“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破坏了“神道设教”。他哀叹说“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不仅读书人，连“鬼神”都不能容忍。

洪秀全把孔子宣布为“妖人”，把儒家的典籍宣布为“妖书”，认为孔子的学说“不曾发挥真理”，孔子之书，“甚多差谬”，把天下人都“教坏了”。他们以神话的形式谴责孔子说：孔子受了“魔鬼”的诱惑，著书立说，干了不少坏事，“皇上帝”把他捉上了高天，“罚他种菜园”，并且对他进行审判；孔子见人们都斥责他，想与“妖魔”一起逃走，又被天使捉了回来，加以“鞭挞”，孔子哀求不止，不敢再到人间去了。

鞭挞孔子，在地主阶级学者看来是不能想象的事，可是革命的农民却敢于冲破封建传统的束缚，革命政权建立后，为了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洪秀全进一步又提出了对儒家典籍《五经》、《四书》进行删改的政策，要求把其中的一切鬼话、怪话、妖话和邪话，“删除净尽”。

封建社会中的农民小生产者很难摆脱神权的束缚，他们往往在反对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神权的同时，也要给自己找一个超人世的保护者。洪秀全心目中的“皇上帝”就是这样一个农民利益的超人世的保护者。洪秀全最初接触到的基督教思想，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通俗读本《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是中国第一个华人传教师梁发，他是一个投靠帝国主义的民族败类。他在《劝世良言》中，除了把《新旧约全书》中关于基督教神学的基本内容照搬过来外，还竭力鼓吹那些披着宗教外衣，实际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服务的传教士，是什么奉天主之命，抱着“爱人如己”的“仁爱之心”，来“救我国人”出“灾难”的救世主。他所谓的“劝世”的“良言”，就是叫人们“上不违逆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遵守神天上帝之命，安贫乐业”。他认为，这样就可以“生前身心获安，死后灵魂亦享永乐”。一句话，就是要人们安于受剥削、受压迫，而不许起来反抗、斗争。所以，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与一切宗教宣传品一样，是一种毒害人民的麻醉剂。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对封建神权和孔孟之道的革命批判，引起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极端恐惧和仇视。他们不仅在军事上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而且还从文化战线上向农民革命思想猖狂反扑。地主阶级反动派的代表、大刽子手曾国藩（1811—1872年）就是反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急先锋。

为了对抗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他搬出了“孔孟之道”，在文化战线上打起保卫名教和封建神权的大旗，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文化和革命思想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曾国藩在清王朝的支持下，大办地主阶级反革命武装——“团练”，后来发展成为“湘军”。因为镇压农民起义“有功”，他当上了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他是程朱学说的拥护者，封建主义的卫道士，自认为是道学家所宣扬的“道统”中的继承人，竭力吹捧程朱派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英雄史观。

洪秀全如果完全按照《劝世良言》的说教去做，至多只能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绝不会成为一个叱咤一时的农民革命领袖。于是，洪秀全在利用基督教时，对其中的许多教义，根据农民革命的现实政治要求，进行了改造。如他塑造了一个宣示农民要求从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意志的“皇上帝”。他拒绝了基督教关于“忍耐”、“谦卑”等教义，认为“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对于基督教所谓的“戒杀”教义，洪秀全也认为，“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等等。无怪乎当时就有一些外国传教士认为太平天国所宣传的上帝临凡是“一种伪的启示”。

应当肯定，洪秀全对基督教某些教义的改造是有见识的，是适应当时农民革命需要的，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但是，也应当指出，洪秀全在哲学思想上并没有冲破基督教神学唯心主义的藩篱。他是笃信上帝的真实存在的，他是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胜利与成功完全寄托在“皇上帝”的保佑上的，这正是农民小生产者分散、落后一面在思想意识上的反映。

所以，洪秀全是把“皇上帝”作为唯一“真神”来崇拜的。他引经据典论证“皇上帝审判世人，阴隙下民”，相信《旧约》中关于上帝“亲手缮写十款天条在石碑付畀摩西”，“亲口吩咐摩西”等说教，而且制造种种上帝“下凡”、“附体”的神话。这样，洪秀全所建立起来的“皇上帝”，明明白白是一个人格神。洪秀全是笃信上帝创世说的。他说：“予想夫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造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

拜上帝会成立后，洪秀全和他的战友冯云山，便拆毁了私塾中供奉的孔子的牌位。以后，随着革命的开展，对孔子这个偶像进行了无情的斗争。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人民对孔子的谴责，表达了中国农民对“孔孟之道”的憎恨：“罚他种菜园”，是对孔孟宣扬的“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哲学最有力的批判。

仰观夫天，一切日月星辰雷电风云，莫非皇上帝之灵妙；俯察夫地，一切山原川泽飞潜动植，莫非皇上帝之功能。”在认识论问题上，洪秀全等人也是十分相信“天启”说的。洪秀全所以“知识超迈万众”，那是由于他得到“皇上帝”的直接启示。这些都是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它说明基督教神学思想在洪秀全等太平天国的领袖中有着严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到太平天国中、后期表现得尤为严重，甚至为太平天国内部宗派斗争所利用。洪秀全在后期更是迷信他那套宗教信仰，他不去如实地总结经验教训，而把革命的成败归结为是否忠诚于宗教信仰。对于太平天国内部的矛盾，他也企图通过宗教的启示，用改换国名、官名等方法去解决，等等。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其他领袖，利用基督教的一神教，宣布“皇上帝”为唯一“真神”，以冲击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神权思想。这对当时动员劳动人民冲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组织他们起来参加反封建统治的斗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是很多的，但思想意识上不能摆脱宗教神学思想的束缚也不能不说是其中原因之一。

我国封建时代的神权，从古老的天命论到佛教和道教，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在精神上压迫了中国农民几千年。不打倒封建神权，农民在思想上便抬不起头来。基督教作为一个神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质。洪秀全利用了这个特点，塑造了一个反对传统宗教迷信的“皇上帝”，向封建时代的神权系统进行了斗争。他指出，秦汉以来的道教和佛教，毒害了人们的灵魂有两千年之久，是“佛老之徒”为了骗取“财利”捏造出来的，是由秦始皇、汉武帝、梁武帝、唐宪宗等这些封建帝王的提倡而流行起来的。他把秦始皇宣布为鼓吹封建神权论的“罪魁祸首”。

他们宣布：清王朝的罪行触怒了“皇上帝”，中国人民只有行动起来造反，“创建义旗，扫除妖孽”，才能“同享太平之乐”。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起义领袖，借“皇上帝”名号发布的声讨清王朝的檄文，集中地表达了中国农民对封建主义的强烈仇恨，大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

因此，他又指出，地上的皇帝如果不爱护人民，则变成了“魔鬼”或“阎罗妖”，人民就应该起来把他打倒。据此，太平天国革命人民，把清王朝的皇帝宣布为“阎罗妖”，把大小贪官污吏、豪绅恶霸宣布为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沉痛地控诉了封建恶势力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指出：以清王朝皇帝为首的妖魔鬼怪，制造许多“妖魔条律”，钳制人民手足，使人民不能脱其网罗：水旱之年，坐视人民到处流亡，饿殍遍野，人口日益稀少；贪官污吏满天下，“剥民脂膏”，男女皆哭泣道路，人民日益贫穷；有钱者可以免刑，“富儿当权，豪杰绝望”，使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总之，把中国的大好河山，变成了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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