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天地万物以及人的体貌呼吸无时不在变易，无时不在更新。如果没有更新，宇宙万物也就毁灭了。他说：“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缛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因此，他深情地赞叹说“新之为言也，盛美无憾之言也”，“言新必极之于日新；始足以为盛美而无憾，执此以言治言学，固无往不贵日新矣”。

据此，他激烈地抨击了那些“断断然日不当变法”的“守旧之鄙生”。他认为，这些人不懂得“日新”的道理，是“自断其方生之化机”，而终将“成为极旧极蔽一残朽不灵之废物而已矣”。

据此，他指出，纲常名教是和“仁”相对立的，他说“仁之乱也，则于其名”，而朋友一伦所以可贵，就是因为它体现了“仁”的精神。据此，他又把清王朝的“闭关绝市”和“重申海禁”的政策宣布为“不仁”。他所讲的“仁”，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代名词。谭嗣同认为，“仁”，出于人的“本性”，是“人道”的本质，古今中外无不同，任何恶势力都不能消灭它，这就是“人性善”。因此，他又把“仁”宣布为人类最高的理想，认为按着“仁”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人人能自由”，既无国界，又无战争；“彼我亡，平等出”；“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宗一人”。总之，在这个社会中，一切差别对立都消除了。他把这个理想的王国称之为“大同”世界。

封建地主阶级讲的“仁”，是巩固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宗法关系的工具。谭嗣同按近代资产阶级的观点解释了“仁”。他说：“仁以通为第一义。”

他把资产阶级鼓吹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总称之为“仁”，把他宣传变法维新的哲学著作称之为“仁学”。《仁学》的实质就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这就是说，变化运动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在这个问题上，谭嗣同发挥了王夫之“天地之化日新”的观点，反复强调天地万物只有不断更新才有生命力的思想。他认为：“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也。”“新也者，夫亦群教之公理也。”

谭嗣同的人道主义也是这样，而且打上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烙印。

为了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谭嗣同把“仁”宣布为“人道”的本质，宣扬了抽象人性论。为了论证抽象的人性论，他把历史上一切有关“爱”的说教都搬了出来，宣称他所讲的“仁”，就是孔子的“仁爱”，墨子的“兼爱”、佛教的“慈悲”和基督教的“视敌如家”。他同康有为一样，企图召唤过去的亡灵来为自己斗争。最后，他得出结论：中国今日最需要的是“慈悲救世”的精神，爱一切人的宗教精神，人人都把对方当成人，“我视人平等”，“人视我平等”，人人都博爱，中国就可以得救，世界也就太平了。他说“慈悲为心力之实体”，“非慈悲则无以度之”。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谭嗣同所鼓吹的“人道”和“人性”，显然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是唯一的人性。他所说的“爱一切人”和“慈悲救世”的精神，说穿了，不过是叫人们“爱”资产阶级而已。

他又指出，这些“守旧之鄙生”到处自诩为“好古”，喋喋不休地引经据典“以争于今”。如果真是“古而可好”，那“又何必为今人哉”，“奚不自杀以从古人”呢，因此，他说这种人实际上是十分可悲的，他们生于今而好于古，很像庄子所说的那种“心死”之人。对这种人，给他们一个谥号，叫“至愚”，那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这是对当时守旧的封建顽固派极其辛辣的讽刺。谭嗣同的日新说，肯定了事物运动变化的永恒性，承认事物不断更新，反对了守旧不变的顽固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改变封建主义的要求，在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

六、谭嗣同的相对主义理论

谭嗣同在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运动作论证中，同样也宣传了进化论的思想。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变动不居的，“今日之神奇，明日即以腐朽”。他还用当时天文学的知识指出：“吾身所附丽之地球，本变动不居，而凡泥不变之说者为逆天矣。”

在论述事物变化日新的思想中，谭嗣同也在一定程度上表露了一些关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因素。如他说：“日新乌乎本，曰：以太之动机而已矣。独不见夫雷乎，虚空洞杏，都无一物，忽有相值，则含两电，两则有正有负，正负则有异有同，异则相攻，同则相取，而奔崩轰殉发焉。”这里，谭嗣同通过雷是由正负相反的两种电相接触而发生，阐发了“异同攻取”的观点，接触到了矛盾对立而斗争、统一的问题。他还认为，万物的产生也是由于“振微明玄，叁伍错综，而有有矣。有有之生也，其惟异同攻取乎”！

这就是说，“异同攻取”，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万物产生的原因。谭嗣同受到西方自然科学关于物质不灭理论的影响，还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事物的生灭存亡都是相对的、互相联系的。他说：“比如陶埴，失手而碎之，其为器也毁矣；然陶埴，土所为也，方其为陶埴也，在陶埴曰成，在土则毁；及其碎也，还归乎土，在陶埴曰毁，在土又以成。”他称这种情况为“对待”，说：“有此则有彼，无独而有偶焉，不待问而知之，辨对待之说也。”看到事物的发生和运动起于“异同攻取”。看到事物之间的互相联系和“无独而有偶”，这些都是谭嗣同思想中的合理的辩证法因素。

然而，他并不认为事物内部矛盾对立和统一是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不承认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相反，他认为应当调和矛盾，以至取消一切对立、差别，把没有矛盾对立的状态看成是事物最高的境界。因此，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体系中提出了“破对待”，即取消矛盾对立的观点。谭嗣同并没有由此走向辩证法，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事物内部存在着“异”、“同”的矛盾对立和统一，而且认为这种矛盾对立和统一会引起事物的运动变化。

谭嗣同的人道主义归根到底是为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他企图通过人道主义的说教，希望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发善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希望他们发慈悲心，放弃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奴役。他企图用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宣传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甚至企图通过人道主义的说教使劳动人民服从资产阶级的奴役。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幻想。

谭嗣同在这里把事物的变动绝对化，而根本否定了事物的质的规定性。他就是用这种相对主义的办法去“破对待”，取消事物的一切差别、矛盾。

但是，到了《仁学》中，他错误地运用了当时自然科学关于物质不灭的思想，把它与相对主义混同起来，从而认为事物“但有回环，都无成毁”，“但有变易，复何存亡”。这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除了用佛教主观唯心主义理论来“破对待”外，谭嗣同还无限夸大事物的相对性，以致根本否认事物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上的质的规定性，从而否定了客观事物的差别和对立。在他看来，事物的变易归根到底是刹那生灭的过程，事物都是随生随灭，没有相对的稳定性。例如，就时间的变化说，他说：“日析为时，时析为刻，刻析为分，分析为秒忽，秒忽随生而随灭，确指某秒某忽为今日，某秒某忽为今日之秒忽，不能也。”

他在《仁学》中宣称：“仁以通为第一义。”什么是“通”的表现呢？他说：“通之象为平等。”如何才能达到“平等”呢？他又说“无对待，然后平等”，“无无然后平等”。这是说，只有消除一切“对待”，即矛盾对立，才能达到“平等”。这也就是他说的“仁一而已，凡对待之词，皆当破之”。

从对封建主义君权论的批判出发，谭嗣同进一步批判了封建等级制度和维护等级制的纲常名教。他认为，名教既非“天命”，又非“天理”，是“由人创造”的，是在上的用来压制在下的工具。他揭露说：“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而仁尚有少存焉者乎。”正是因为有名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因此，他又批判了“忠、孝、节、义”等封建旧道德。指出，君主也是人民中一分子，而且比普通人低下，人民之间无相互为死之理，人民更无为君主尽忠死节的道理；父母和子女都是天的儿子，父子的关系是“平等”的，平等为上，孝是次要的；男人和女人“同为天地之菁英”，夫妇关系是“平等”的，“重男轻女”是世界上“至暴乱无礼之法”。

谭嗣同提出“破对待”，要求实现平等，是针对封建等级制的不平等而发的，这在当时政治斗争中有它的进步意义，但在理论上则是完全错误的。上面曾经讲道，谭嗣同看到事物性质的相对性和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对待而存在的，但是，他从这里却导致了否定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否定事物的对立矛盾，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

谭嗣同从否定事物的对立斗争，得出了事物只有循环、只有量变，而无质变的形而上学结论。例如，他认为，事物的差别归根到底只是由于构成该物体的质点的数量不同而已，并没有质的差别。他说“或增某原质，减某原质，则又成一某物之性”，但“就其本原言之，固然其无性”。又如，在他早期思想中是承认事物有成毁的，他曾说：“有成有毁，地与万物共之……既成乎物而有形矣，无无毁者也。”

同样，人和万物都可分为无数之“质点”，而“每分之质点，又各有无数之分”，而“穷其数可由一而万万也”，所以不能确指某者是“我”，无法确定“我”的身体的存在。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事物的变化，“旋生旋灭，即生即灭。生与灭相授之际，微之又微，至于无可微，密之又密，至于无可密。夫是以融化为一，而成乎不生不灭”。这是说，构成事物的要素，分秒都在生灭，生灭之间的差别也是微乎其微，因此，生和灭也可说没有差别，生灭也可以说是“不生不灭”。

所谓“通”，是说没有阻塞和隔阂。按照他的解释，“仁”有四方面的含义：一是“上下通”，即打破在上的和在下的界限，如君民的界限，贵贱的差别；二是“中外通”，即打破中国和外国的界限，同西方国家通教，通学，通政，通商；三是“男女内外通”，即打破男女的界限，宗族的界限；四是“人我通”，即打破别人和自己的界限，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他认为打破这些界限，便实现了自由和平等。他说“通之象为平等”，“有等级者通之而无等级”。

谭嗣同的人道主义是在19世纪末中国的资产阶级刚刚兴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它的主要锋芒在于打击封建等级制度和纲常名教以及闭关自守的思想，宣传了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代表在同封建势力斗争时，总是把自己说成是全民利益的代表，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打起人道主义的旗帜，作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他们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实际上并不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只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恩格斯揭露说“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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