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戴维营会谈，赫鲁晓夫认为：“这次会晤使得有可能保证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国际局势中，出现会使各国人民免于新战争的恐惧的历史转折点。”苏联舆论也大事宣扬“戴维营精神”标志着“人类历史新的转折点”，是国际关系的“新纪元”。随后，赫鲁晓夫又积极为召开苏美英法四国首脑巴黎会议作准备。

对于赫鲁晓夫访美，中央决定：按照他公开的表现来报道他的活动，给予适当的评价；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观察一些时候再说。根据中央的精神，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赫鲁晓夫在美国的多次正式讲话，9月29日访问结束的时候，《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评论，对他这次访美表示支持，认为赫鲁晓夫访美对和缓国际紧张局势是有益的。同时，社论也阐明：我国政府也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赞成他这种活动，赞成他为全面彻底裁军这个目标而做的努力。当然，全面彻底裁军能否实现，是不是应当采取赫鲁晓夫采取的那样的办法去实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七、1959年：苏美戴维营会谈，中苏北京吵架

正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同时，赫鲁晓夫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和美国缓和关系的努力。

这一方面决定中苏两党关系破裂的不可挽回，也决定了以后产生“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的思想。

9月15日，赫鲁晓夫访美，兴冲冲地在美国到处访问。25日至27日，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举世瞩目的戴维营会谈。两人就德国、柏林、裁军、两国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谈判。艾森豪威尔表示如果赫鲁晓夫不收回解决柏林问题的最后期限，美国就不参加苏联建议召开的四大国最高级会议。赫鲁晓夫作了让步，取消了自己宣布的在德国问题上所提出的6个月的期限，并表示不单方面解决柏林问题。在裁军问题上，赫鲁晓夫建议，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与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撤出外国驻军和海外基地。艾森豪威尔认为，驻军和基地属于防务性质，应该先清除侵略威胁。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公报宣布：赫鲁晓夫撤销限定其他占领国在6个月内就德国问题达成协议的声明，美国同意就柏林问题和德国统一问题召开四大国首脑会议，艾森豪威尔总统应邀将于1960年春回访苏联。

赫鲁晓夫卸掉“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国际运动以苏共为中心”包袱的目的，是为苏美会谈铺平道路。为了表示缓和苏美关系的诚意，同月，赫鲁晓夫派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赴美访问。同年6月，又派自己的亲信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兹洛夫访美，名义上主持苏联在纽约举办的展览会，实际上是与美国秘密接洽，商讨赫鲁晓夫访美事宜。代表团返归苏联时，科兹洛夫把艾森豪威尔的亲笔邀请信带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同意接受邀请后，8月3日，艾森豪威尔正式宣布邀请赫鲁晓夫访美。随后，赫鲁晓夫宣布9月15日前往美国访问。

为了进一步铺平访美道路，赫鲁晓夫做了两件损害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事情。一是于6月20日致函中央，借口现在苏联正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进行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谈判，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作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可能会受到西方的指责，决定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二是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在印度污蔑中国侵略，国际上掀起浪潮情况下，苏联塔斯社于9月9日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对中印边境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说中印边境的冲突是“那些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人搞的”，而且还进一步说这件事情“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互相访问前夕的局势复杂起来”。

赫鲁晓夫访美之后回到莫斯科，第二天就飞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大庆。当时，许多国家都派来了代表团，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团长基本都是党的第一把手。苏联是由苏斯洛夫率领一个代表团先来，赫鲁晓夫来了以后担任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到北京以后，当天（9月30日）晚上，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招待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周总理在招待会上的祝酒词才讲了1000字左右，而赫鲁晓夫讲了6000字左右。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在谈到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强大之后说：“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绝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那些想这样干的人。”这段话很明显是继续批评中国炮击金门事件和1959年8月中印边境冲突事件。

这两件事所引起的和中国党对赫鲁晓夫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

中央接到苏共中央6月20日来信，决定不理赫鲁晓夫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中国领导人由此得出一个刻骨铭心的重要教训：在关系战略全局的尖端技术和核心技术上，是不能指望别人的，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第二天上午，即10月1日上午，赫鲁晓夫登上城楼观摩中国庆祝国庆10周年的阅兵活动。作为正式礼节，在城楼上正式会见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同会见时，讲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说美国人生活怎样富裕，艾森豪威尔怎样希望和平等等。

10月2日，中苏两党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正式会谈。

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首先谈其访美情况。他认为这次访美虽然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但还是比较满意的，艾森豪威尔的确需要缓和。他还说所到之处受到很热烈的欢迎，一位农场主送他三头良种牛，有位资本家还送给他一盘古银币。他说：美国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汽车，一家都有几间房子，住得很好，吃得也很好，生活水平很高。他的结论是：我们跟美国只能在经济上搞竞赛，搞和平竞赛，不能用武力来“试试它的稳定性”。这时回答他说：我们赞成你访美，赞成你跟艾森豪威尔会晤。我们赞成同美国搞和平共处。美国究竟怎么样，不能看表面，应该要看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艾森豪威尔有阶级局限性，很难说他真正爱好和平。

这两件事，一件是撕毁中苏协议的开始，一件是把中苏分歧公开化的开始。赫鲁晓夫如此行为，表明他已经把中苏同盟远远抛在了脑后，不再因为中苏同盟而得罪美国，妨碍他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外交政策了。

赫鲁晓夫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情况，印度说你们打死他们的人。

陈毅继续对赫鲁晓夫说道：我们9月6日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情况。9月8日，你们跟我们说准备发表塔斯社声明，我们劝你们慢一点，并且告诉你们，我们也要发表一个文件，请你们看了我们的文件以后再表态。退一万步说，就算像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情况，那么你们应当慎重一些，等弄清情况再表态。但是你们根本不听我们打招呼，急急忙忙抢先发了你们塔斯社的声明，这是为什么？

赫鲁晓夫辩解道：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印度有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

陈毅生气地说：你我都是打过仗的人，谁死伤多不能说明谁就对，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赫鲁晓夫也非常生气地说：你是元帅，我是中将，但不管怎么样，是你们先打死了人家的人，又把放跑了。

这个时候彭真插进来同赫鲁晓夫辩论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叛国外逃，他走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拦得住他？我们人生地不熟，追也没有追上。

赫鲁晓夫又转移话题说：反正你们把跟印度的关系搞坏就不对。你们何必去争那么一点地方呢？喜马拉雅山下荒无人烟，争那么一小块地方有什么意思？

这时候周恩来回答他：不能这么说。我们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让人家占我们一寸土地，我们绝不能干那些丧权辱国的事情。

陈毅再次说道：你那个塔斯社声明，就是迁就主义。

赫鲁晓夫非常生气地说：我怎么是迁就主义？你们才是冒险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这又引起陈毅、彭真的强烈驳斥。

在争论过程中，没有多说话。每当争论激烈的时候，他还笑着对中国同志说，“不要打架呵。”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说：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情况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

最后，赫鲁晓夫说：既然这样，我就没什么可以再谈的了。我在美国跟艾森豪威尔说过，我访美之后，接着要到中国去。艾森豪威尔对我说，你到中国去一定是白跑一趟。果然是白跑一趟了。

会谈终于不欢而散。10月4日，赫鲁晓夫离京回国，10月6日在海参崴发表演讲，公开发表批评中国党的言论，甚至不指名地影射攻击像“好斗的公鸡”，热衷于战争。

10月4日，送走赫鲁晓夫后，回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会议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抱有幻想，只看到美国当局表面上表示的所谓“爱好和平”的一面，没有看到美帝国主义的本质，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有修正主义的倾向，我们目前应采取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要看到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会议还决定：近期内要就国际形势，其中包括中苏关系的情况，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打招呼。

接着，会谈转到中国和印度的关系问题。赫鲁晓夫说：你们应该和印度搞好关系，印度是一个中立国，尼赫鲁是比较开明的，应该团结他。发生中印边境军事冲突是不对的。

陈毅首先站起来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分明是印度挑起这场冲突。印度军队越过边界，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我们边境内设立哨所，向我们开枪。随即，气呼呼的陈毅指着赫鲁晓夫接着说：你们和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你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为什么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分明是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挑衅的，你不但不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指责社会主义国家？你们9月9日发表的那个塔斯社声明，是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

接下来，赫鲁晓夫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还是要搞好，希望中国主动采取一些步骤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你们去年对金门打炮不是办法。台湾现在也不能解放，索性像苏联过去内战时期（1920年到1922年）对“远东共和国”那样处理。列宁当时曾同意成立“远东共和国”，为的是缓和日本人支持白匪对苏联的进攻。当时列宁在苏联欧洲部分遭到外国干涉很严重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在东方同日本作战，采取了这个办法。中国也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来处理台湾问题。

周恩来首先回答赫鲁晓夫说：要解决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唯一办法是美国撤出台湾，从台湾撤兵。至于台湾和大陆的关系，那是我们的内政，我们用什么办法解放台湾，用和平的办法还是用武力的办法来解放台湾，别人不能干涉。这是我们跟台湾国民党之间的事情，是中国国内的事情，同美国无关。美国不能干涉，任何外国都不能干涉。

最让不能容忍的是：于1959年6月13日访问苏联和东欧八国归来的彭德怀，在7月初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是时间上几乎与赫鲁晓夫同步，二是观点上与赫鲁晓夫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虽然没有同意给彭德怀定下“里通外国”的重罪，但讽刺彭德怀“在国外取了些经回来了”，认为彭德怀在国内反对搞人民公社，赫鲁晓夫在国外反对中国搞人民公社，两人“内外呼应”，赫鲁晓夫就是党内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总后台。于是，我们看到了庐山会议由纠左到反右的戏剧性转变，以及彭德怀的悲剧人生。

这时也直率地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把问题搞错了，你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这是国际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问题，是我们要求美国撤出台湾而美国应该撤兵的问题。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则是台湾怎样解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你赫鲁晓夫同志，对前一个问题有发言权，可以劝艾森豪威尔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对后一个问题，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赫鲁晓夫听了很尴尬，耸耸肩，摊摊手。

随后，赫鲁晓夫又提出：为着缓和跟美国的关系，中国是不是可以把监狱里的几个美国人释放？当时中国监狱里关押着的几个美国人，有两个是驾驶美国间谍飞机被打下来以后被俘的，另外一些是以神甫的身份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被逮捕的。

告诉赫鲁晓夫：放是要放的，但不是现在，而是在他们服刑期满的时候，或者是在服刑期间有好的表现因而提前释放的时候。这都要按照中国的法律办事。赫鲁晓夫又碰了钉子。

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召开。会前，赫鲁晓夫提出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取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国际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合朝鲜的金日成等国的领袖，表示反对。但在会上，赫鲁晓夫既没有宣布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也没有明确表示继续坚持这一提法，而是反复说明在国际运动中，各国党是平等的，在此基础上它们才建立起一种互相信任和自愿合作的关系。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还进一步阐述了苏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为核心的外交总路线，并提出将邀请艾森豪威尔总统访苏。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和尤金还不点名地批评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虽然对赫鲁晓夫和尤金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很恼火，但当时中央也已经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种种弊病，正准备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进行纠正，所以只在会上正面阐述“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以及争取15至20年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作为对赫鲁晓夫和尤金批评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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