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治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治河，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

调查、面奏、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日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下面举例看康熙治河决策的全过程：

当谈及这些历史往事时，人们自然会问：既然300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

巴多明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从巴黎来到中国并进入宫廷。他在参与地理大测绘的同时，把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也一一记录下来寄回法国，收入《耶稣会士书简集》。比如在谈到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时，他说：

康熙组织的这次地理大测绘，对世界地理学的贡献不容低估。法国科学家们也因此而有机会到中国各地考查，在其他方面的收获也相当大。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杜德美参加了赴东北的勘测队。他在长白山见到采参的情况后，把参的性能、产地、采集、保存等等，写成文字、绘出图样寄回法国发表。没想到4年后，另一位法国科学家参照杜德美有关人参的文章，在加拿大与长白山纬度相近的魁北克一带，也发现了相似的参。它产于西洋，就有了“西洋参”这个名字。

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康熙一生谨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反复调查，慎重决策。下面举治河与抚蒙两个例子。

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是“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皇帝。

对朝政：勤慎理政

第一，重视治河。康熙亲政后将三藩及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

康熙一生勤政。“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而不勤政。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万历不御政，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员，大学士泡病号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宰相方以哲进入内阁八年才得见万历一面，而且是惟一的一次见面，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遇到紧急的军国大事，皇帝不接见朝臣，不议商国事，也不做出决策。有的大臣跪在朝门外十个小时不起，请求皇帝上朝，万历仍然不予理睬。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有人说是耽于酒色，有人说是首辅纵容，有人说是疾病缠身，但从根本上说是万历没有做皇帝的责任感。天启也是一样，整天迷恋木工活，刀凿锯斧，玩得津津有味。大宦官魏忠贤专等他玩得高兴的时候前去奏报军国大事，天启不耐烦地说：你看着办吧！魏忠贤借以假传圣旨。

清朝的皇帝，从天命汗到光绪帝都是勤政的。他们吸取明朝亡国的教训，勤理政事。从康熙开始，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就是在皇宫乾清门前，由皇帝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因为最初康熙听政主要在乾清门，所以称作御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dàn）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六部九卿（礼吏户兵刑工六部尚书、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员。会议有记录，就是起居注。康熙从14岁亲政以来，每天御门听政，一年四季，无论冬夏，没有例外。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的御门听政，严寒酷暑，从不间断。他说：“一岁之中，昧爽视朝，无有虚日。亲断万机，披览奏章。”即使在康熙十八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

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勤”，另一个是“慎”。

白晋、张诚之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最大的成绩，莫过于促使康熙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和促使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

他们观察天象的条件简陋。在钦天监工作一生的人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当上钦天监的高级职位……如果监正本人很富有，又爱好科学，他就自己花功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对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观察或对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马上会在钦天监中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原状。他们会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被扣罚一、二年的俸禄。这不是做了劳而无功反而自己饿死的事吗？毫无疑问，这是北京天文台阻碍人们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视线达不到的东西和使用摆锤精确计算时间的原因。

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是皇帝个人这一因素也是每况愈下，康熙朝以后，皇帝们对科学一个比一个缺乏兴趣。乾隆朝进入宫廷的法国科学家，如杨自新、蒋友仁等本都是法国学有专长的科学家，但乾隆对科学一窍不通，他们也就只能为皇帝制作机械钟表、西洋楼、大水法（人造喷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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