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季山嘉也赴蒋宅，表示挽留之意，谈话中蒋介石透露了“赴俄”的意图，并且观察季山嘉的表情。可能是季对蒋的试探装聋作哑，也可能是季在明白意思之后挽留之意不够诚恳，使得蒋介石对季的不满愈来愈深。

2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任命汪精卫、蒋介石等为委员，将广西军队改编为第八军、第九军，以李宗仁、黄绍竑为军长。在此之前，广东有6个军，按照次序，广西军队应该编七、八军，结果却是八、九军。再联系到十几天前，黄埔军费的缩减，王懋功师军费凭空增加了3万元，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怀疑现在把第七军的编制空起来，就是季山嘉企图动员王懋功背叛自己扩编军队，建立第七军的预谋。

二、制造中山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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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蒋介石如何表白，谢持、张继、邹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出于“清党”、“分共”的顽固决心，依然不和他合作。8月，西山会议派的上海中央通过《警告蒋介石书（秘件）》，对蒋提出“严重警告”，继续呼吁蒋介石迅速“清党”。9月，上海中央党部又召开伪二届中央第二次临时会议，通过所谓《中国国民党宣言对时局之主张》，不点名地指责蒋介石等人“不能遵照本党清党案办理”。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在“清党”问题上的分歧更加表面化。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之间是分分合合，直到1931年底，西山会议派最终被蒋介石清除出局，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中，汪精卫支持季山嘉。国民党二大期间，蒋介石提出北伐问题，汪精卫曾表示同意，并且开始筹备经费，但不久转而赞同季山嘉的意见，将蒋介石的主张冷落一边，所以二大未就北伐问题做出任何决定。对于蒋介石的辞职，汪精卫也策略地一再表示挽留，但蒋执意出访，并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赴俄休养”一事。

而当时代替鲍罗廷在华的苏联顾问季山嘉对国民政府的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军事计划的设置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季山嘉出于本国对中国的全局策略和对蒋之冒进想法的不以为然，对蒋介石提出的北伐建议表示反对。蒋介石开始将季山嘉视为其个人权力膨胀的障碍，蒋季两人的矛盾由此开始。

当然，蒋介石与季山嘉之间的关系并未彻底破裂。1月中旬，奉、直军阀在华北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为此，季山嘉提出两项建议：由海道出兵往天津，援助国民军，蒋介石亲赴北方练兵。其地点，据说是在海参崴。对于这两项建议，汪精卫赞成，蒋介石最初也同意，并表示要决心在北方得到一方立足之地，其发展效力不可估量，至少相当于在南京十倍。

于是，蒋介石于26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设下圈套将王懋功扣押起来，次日，将王押送赴沪。蒋介石在扣留王之后，旋即任命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动作之迅速敏捷令人惊诧不已。驱除王懋功之后，蒋介石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地，变得踏实一些。

于是，蒋介石决定以辞官退位为威胁，向对方施加压力。8日，蒋介石表示不就军事总监一职；9日，呈请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职务，并草拟通电稿；最后，蒋决定投石问路，以出国考察为由，暂避锋芒，以观后效。

在蒋介石与季山嘉个人矛盾冲突中，汪精卫表面上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涉及此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亲密无间，根本地讲，蒋与汪的矛盾才是国民党内部权力争夺的最高层次的较量。

3月7日，刘峙、邓演达二人告诉蒋介石，有人以油印传单分送各处，企图掀起讨蒋运动，这更加增添了蒋介石的危机感，觉得不少人在以自己为目标，企图把自己消灭掉，蒋介石的心理变得越来越沉重和恐惧。

种种忧虑之下，本来打算“赴俄休养”的蒋介石，在汪精卫的无意催促下，蒋大犯其疑，担心此刻远离，将导致自身的永久失败，故断不可取，遂决定取消去意，静待事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介石多疑心理，制造谣言和事端，他们宣传苏联对蒋介石已不信任、李济深阴谋反蒋，汪精卫种种反蒋言论等，以进一步挑起蒋介石和汪精卫、季山嘉以及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

然而，蒋介石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在2月6日那天，军事委员会会议议决黄埔军校经费30万元，其中王懋功第二师经费12万元。第二天，军校经费减至27万元，而与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关系密切的王懋功第二师的经费则增至15万元。

当时，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中山舰停泊黄埔期问，海军作战科邹毅告诉李之龙，因俄国考查团要参观中山舰，俄顾问询问中山舰在省与否？李之龙随即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告以俄国考察团要参观，可否调中山舰返省，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李之龙令舰回省。

蒋介石就是从这里开始与中山舰事件直接发生联系的。当李之龙征求蒋的调舰回省的命令时，蒋介石感到非常纳闷，尽管口头上表示，“你要开回去，你就开回去，何必问我呢？”听得出来蒋介石是在大动肝火，原因何在呢？碰巧的是在下午李与蒋通话之前，蒋介石接到了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的五个同样的质问，语气、声调又是那样的神秘诡诈，使得蒋心存疑问。据陈洁如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6年3月18日，我们的电话响声大作，是贝吉（汪精卫夫人）打来的。她问：“介石在吗？”

“不在，”我说，“他去开会了。”

“你知道他今晚何时去黄埔吗？我们有急事，想同他见面。”

“我说不上来，”我答道，“但是，我知道今晚他要在军校开会，很可能6时前要离开广州。”

“他会在哪个码头上船？”她又问。

“你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精卫和你先生有约，想同他一道去黄埔。那里有两个码头，所以我想知道介石用那一处。”

“介石不在这里，所以我说不上来，等他一回来，我马上打电话给你，好不好？”

“请你就这么办。”贝吉说，然后挂断电话。

以后两小时内，贝吉又一再打来，一共五次，仍是急切地问我同样的问题。

“这很奇怪，”我心中自忖，“她为何如此之急？她在搞那种阴谋？大家都知道，高傲的贝吉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目的。”我越想，就越发怀疑。

那天下午介石回来时，我问他：

“汪精卫已经同你约定今晚一道去黄埔吗？”

“没有，他没有约我。”他漫然答说。

“但是，贝吉说她先生同你约好了。”

“我不知道。”介石说。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大有蹊跷。”我说，“你今晚最好留在家中，明天再去黄埔。我有预感，有人在搞鬼。”

“但是，下午7时我要去参加一项重要会议。”他大声说。

“那就延期好了。”我仍坚持，随即拿起电话，拨给军校。

我接通电话后，介石就接过去说话。他吃了一惊，军校教育长告诉他，中山号炮舰已经奉命自广州驶到黄埔来添加燃料。

“谁下命令叫这条船离开的？”介石以激动的口气问。

“命令是汪精卫下的。”

“那么，我要他负责。”介石愤怒地叫着说，“他没有通知我，无权下达命令。

原来是蒋对中山舰调动一事已经知晓，正准备行动报复。

20日凌晨时刻，欧阳格、陈肇英等奉蒋之命令带着几个士兵夜闯李之龙宅。他们不由李之龙辩解，就将其从家中强行押走，衣服、外套都不允许穿，最终，李之龙被关入大牢，忍受折磨。与此同时，他们调兵强占中山舰及海军舰队，并将第二师中一些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拘留在广州卫戍司令部。蒋的心腹刘峙大肆派兵从黄埔乘舰在东堤登陆，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缴获部分工人纠察队枪支，包围并搜查东山苏联顾问住宅及海军局、航空局、参谋团、制弹厂等机关单位，收缴卫队枪支、监视苏联顾问，并派兵进人黄埔军校，严密监视员，包括邓演达教育长、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军官团长等人，以防事出有变。

同夜10时许，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据称：向海军局交涉之兵舰，本日晚可望来一艘，约夜几时到铺，请嘱各步哨不要误会。季方当即询问何事故调舰，抑奉何人之命交涉，答称：系由本校股员黎时雍电话嘱咐，请保护商轮之用。

19日晨6时，中山舰应令出港。上午9时，开抵黄埔，代理舰长章臣桐到军校报到，由季方委派副官黄珍吾代见，章见黄之时，出示李之龙命令，略述一遍，派中山舰到黄埔，归蒋校长调遣，该舰长来校，乃为请示任务。若无十分重要事情，则给其回省之令，另派一小舰来候用。黄珍吾当即报告邓演达，邓当时对此事一无所知。从不知有调舰之事，当向他请示命令之际，邓也没在意，单称“公事繁忙”，命黄转告该舰长听候命令。之所以如此传令，一方面是邓对该事来龙去脉，不甚知晓，另一方面，邓既然听说是奉蒋介石命令调舰前来，自然有调舰之理由，作为下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命行事，虽然舰长要求若无事换舰亦可，但终因是蒋之意愿，还是稳定待命，以应上意为好。

这些活动直接地促成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而在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右派分子都扮演着闹剧导演的角色。

1926年3月18日下午6时半，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浚，得知外洋火轮被匪抢劫，为保证该舰安全，饬令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速派巡舰一只，运卫兵10名前往保护，命令是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接到的。被劫的定安轮是由上海开到广州的商轮，因船员与匪串通，在海上被劫，停泊于黄埔上游，等待救援。

蒋介石邀请邵元冲、叶楚伧赴粤，有两个目的。其一，他要培植亲信，对邵、叶加以重用。5月28日，邵元冲被任命为青年部长，6月1同，叶楚伧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其二，蒋介石企图通过邵、叶两人，影响、拉拢西山派主要成员。二届二中全会后，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曾联名电邀林森、张继等人南下，但不见林、张赴粤。6月18日，蒋介石与邵元冲面谈，商议邵将赴沪斡旋之事。

而此时黄埔军校无舰可调，黎时雍自作主张，向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速派船出，以应急需。驻省办事处交通股股员王学臣接电话时没有听明白，尤其是奉何人之谕，根本含糊不明，可能是对方没有交待清楚，也可能是他真的没有听清，等到再转达此意时，这一关键细节已被疏忽。但为了“出师”有名，情急之下，总该有所说法。王学臣想，既然有赵锦雯的命令，按理向上推的话，应该是来自教育长邓演达的指示。

在向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禀知此事时，就是这样说的。得知王学臣的报告后，欧阳钟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员）因事外出，他便将此事告与作战科科长邹毅，因为情况紧急，邹毅只能应允下来，以后再征局长同意，邹毅面允即派舰一二艘前往黄埔，听候差遣。此后，欧阳钟又与李之龙电话联系，但因李电话不通，无从请示，故即决计面见李之龙，商谈一切。

当夜，欧阳钟与其他两人一同前往李之龙家，因李之龙不在，只有其夫人接待，欧阳钟见有所不便，不宜久留，便长话短说，将来意表明：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同时又交下作战科邹科长一函，函中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舰两舰可派，请由此两舰决定一舰。李之龙归来阅信后，马上去和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量，因自由舰刚从海南回省，机件稍有损坏，李之龙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当即下令给该舰代理舰长章臣桐。

从1926年1月起，蒋介石权力欲开始膨胀，不能安于现状，与苏俄在华军事顾问以及汪精卫之间时常有口角争执和暗中争斗。

1925年末，蒋介石从汕头启程返回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以“东征英雄”的姿态出现的，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夸下海口说“预定明年8月克复武汉”。他特意通过提升北伐的重要性和紧迫感，突出自己在党内、国内的地位，对汪精卫的统治地位从侧面予以打击和贬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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