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围剿”红军的战略部署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就是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为了彻底剿灭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蒋介石从1930年10月到1934年10月先后五次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前四次以蒋介石的军事失败而告终，在这四次“围剿”过程中，蒋介石陆续提出了一些“围剿”的方针和作战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对民权保障同盟的其他人可以下手。向谁下手？戴笠盯着“杨杏佛”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这段时间下面报上来的有关民权保障同盟的黑材料看，民权保障同盟的所有营救、集会、闹事活动几乎都有杨杏佛插手，他成为第一个打击目标最合适。主意已定，戴笠流利地在计划上签上他的名字，并且在“杨杏佛”三个字上划了一个红勾，一桩震惊全国的谋杀计划就这样决定了。

杨杏佛，江西临江人，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哥从比亚大学。1927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上海政治分会和中山陵工程委员，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秘书长。杨杏佛和孙中山关系较好，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站在革命阵营一边，不畏强暴，成为爱国民主的斗士。

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成了蒋介石的一块心病，他把陈立夫、徐恩曾、戴笠三个特务头子找来，让他们立即采取措施，并告诫他们，对宋庆龄和蔡元培“可吓不可杀，可批不可动”，对其他人则不要顾虑了。三人心领神会，戴笠很快拿出了行动计划，计划定得很清楚，对宋庆龄、蔡元培只是进行恐吓，包括让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党部出面予以“提醒”，由特务寄恐吓信和子弹，这符合蒋介石的“可吓不可杀、可批不可动”的标准。

二、“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杨杏佛被杀害引起了全国震惊，但国民党特务并未就此收手，他们一个目标是史量才。

史量才，江苏南京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报人。在上海接办美国人办的《申报》，并创办副刊《自由谈》，经常发表鲁迅、矛盾、巴金等人作品，同时发表《剿匪时评》等抨蒋文章，史遂成为蒋的眼中钉。在蒋看来如果没有新闻界的配合，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播，因而也没有什么影响力。现在闹得沸沸扬扬，主要是因为新闻记者和报刊造成的。因此，把枪口对准了史量才。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1932年6月15日蒋介石在湘鄂赣豫皖五省剿共会议上提出：就军队而言，我们只要用三分的力量来作战，但是要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进剿匪区域，特别是新收复区的政治工作。我们军队所到的地方，凡经济、政治与整个社会，或者说是全体民众，都能够用军事部队（军事化）来协助剿匪，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

史量才被杀，蒋介石下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捉拿凶手，杭州当局也装模作样地进行了一番侦查，最后不了了之。

蒋介石对民主人士的镇压恶化了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最后导致了他们走第三条道路和与蒋政权的决裂。

这一方针和作战原则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得到了广泛实施。在“七分政治”方面，主要内容有：整饬政府纪纲，严惩苛捐杂税；推行二五减租；实施以工代赈，办理免息贷款；严肃驻军军纪，推行爱民运动；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强化各级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等。

蒋介石对红军和根据地接连三次大规模“围剿”失败后，更加重视所谓“政治剿匪”，声称要加倍地运用这种方法，来摧毁红军所有一切的组织及在民众中的一切潜在优势，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应设法更变，故须积极地组织并武装民众，以树立我们在民众中实质的基础，尤其教化一般民众，使他们能倾向我们的主义，以巩固我们在民众精神中的壁垒。“组织民众”，就是编组保甲。保甲的组织，“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并督率保内应办之事项及公共设备或修筑”，强调“有形迹可疑者迁入时，或户口有变动时，须立即上报。凡居民有勾结窝藏赤匪，除依法科罪外，该甲长、户长亦依法分别科罪”。

“武装民众”，就是组建反动地方武装。此类武装可分两类：一类是职业性的常备部队，如保安队、保安团，其中县组织保安队，行政区编成保安团，这类组织训练较好，装备齐全，为地方武装的骨干；另一类是不脱产或半脱产的武装组织，如铲共义勇队、守望队等。蒋介石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红军中，大力组织和利用地方武装。当时的国民党人士曾得意地称道，彻底整理地方武装，厉行保甲制度二项，实为消灭红军和根据地的最重要的一环，“七分政治的力量，胥寄于此”。

1934年10月6日，史量才和妻子、儿子等到杭州西湖游玩，为戴笠侦知，戴立即派行动组组长曹立俊等6人和地方警察人员等，赴杭州进行暗杀准备。11月14日，正当史氏一家人乘车自杭州回上海时，特务们于沪杭公路上将史刺死。

当时蒋和鲁的军事部署是：由主力从永丰、安乐向东固、在冈方面进攻，并以一部由广田、石城、兴国进行助攻，欲将赣东红军包围于东韶、东固地区进行歼灭。

和朱德的部署是：诱敌深入，退入根据地作战。红军第三军隐避在龙冈、黄竹岭一带。12月29日，张辉瓒以其五十四旅留东固，以五十二、五十三旅和师直属队，由东固出发，向龙冈前进。此时，第六路军攻击麻田，向东关寨红军进攻，第九路军向萧埠、黄陂进攻。29日18时，张师进占龙冈、表湖地区，此处四面环山，不利防守。30日5时，张师继续东进。这时，红军以五、八、十二各军由龙冈之东、北、西三面突然进行围歼，12时至14时将张师两个旅分别包围，18时将张师全歼，张辉瓒被生俘，旋被处决。

公秉藩二十八师，见情况不妙，迅速撤回东固、富田一线。红军继而进入东韶附近，于1931年1月1日，潜伏于东韶附近山隘。当谭道源五十师于1月2日抵东韶时，红三、四、五、八军即由东韶以南以西，对谭师发起突然攻击，至16时，击溃五十师，谭突围逃生路，全师被歼灭过半，许克祥二十四师望而却步，向头陂逃走。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失败。

这次失败，蒋介石认为是未待各军全部到达，即行作战，并批评十九路军、第六路军未按时到达集结地，行动迟缓，实则是杂牌军不愿为蒋卖力和拼命，致使第九路军孤军深入而遭惨败。

1931年1月29日，蒋介石重新调兵遣将，并任命何应钦为湘鄂赣闽四省“剿匪”司令，代理总司令权，赴南昌指挥第二次“围剿”。2月21日，何应钦抵达南昌，开始调动参与“围剿”之部队。3月，何应钦共聚集起包括十九路军、五路军等共计18个师又两个旅约20万人。何应钦将其庞大的兵力分布在兴国、赣州、吉安、永丰、乐安、南丰各个据点之上，形成西起赣江，东至建宁长达700公里的弧形战线，对根据地形成包围之势。4月1日，何应钦下达总攻击令。这次“围剿”，蒋介石采纳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欲最后一举而歼灭红军。

红军则采取坚擘清野，诱敌深入的战法，以伏击和奇袭方式打击敌人，伺敌军力量削弱后，再一鼓而歼灭之。

5月26日，红军以主力两万余人进攻广昌，战斗十分激烈，双方损失都很惨重，红军旋撤。29日，红军击溃刘和鼎五十六师于建宁。30日，红军收复建宁、南平、泰宁各地。何应钦奉蒋命，结束第二次“围剿”。

何应钦以20万大军发动的第二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不得不暂把因私扣胡汉民而引起的宁粤风波放在一边，亲自部署“围剿”事宜。1931年6月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声称定要“解除内乱，剿灭共匪”，“幸而完成此愿，决当解甲归田”，否则将舍死疆场，在所不惜。

6月21日，蒋介石抵达南昌，25日，蒋氏在南昌任命了各路“围剿”大军的指挥官，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蒋光鼐、孙连仲、朱绍良分别为第一、二、三军团总指挥，陈诚、赵观涛为第一、二路军指挥。同时，蒋介石还设立了南昌行营党政委员会，蒋亲自兼任委员长，以协助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事宜。蒋介石率领30万大军，亲赴前线，摆出志在必夺的架势。这次“围剿”，蒋介石采取**、分进合击战略。左翼自南丰向黄陂进击，右翼自兴国、永丰向黄陂进击，另一部防守赣江，阻红军西走。

1930年12月13日，蒋介石亲自到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剿匪”会议，任命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为总司令，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下辖：朱绍良第六路军，鲁涤平第九路军，蒋光鼐第十九路军。全军约10万余人。

此次“围剿”，蒋采取**战法，欲一举而歼灭江西红军。红军以朱德为总司令，为总政委。朱本人兼领第一军团，包括黄公略第三军、第四军、罗炳辉第十二军。彭德怀第三军团，包括彭兼第五军、李杰第八军、孔荷宠第十六军（孔军未参战）。

前四次“围剿”失败以后，蒋介石重新作了战略部署。蒋介石认为：现在“剿匪”与其用新式战术，还不如用旧式的战术！与其用进步的战术，还不如用过去的战术！简单地说，旧的战术主取守势，而新的战术主取攻势；旧的战术多用密集队形，而新的战术侧重疏散队形；旧的战术多用纵深配备，而新的战术注重正面配备。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红军，就要攻守兼重，如果说要以攻为主，还不如说要以守为主，关于攻守的运用，蒋介石总结出了两句话，即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

依据这套理论，蒋介石确定了对付红军的新方法——碉堡政策，就是在红军根据地外围一切要冲地点修筑碉堡，并用公路将较重要的碉堡点连接起来，形成碉堡公路网，站稳脚跟后，部队再前进，再筑碉堡，逐次向前推进。

1933年1月21日，秘密关押5个多月、未经审判的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刘煜生被杀害；1月31日，上海《时事新报》记者王慰三因为报道了芜湖汉奸张显如、田焰埔在街头行凶的消息而被害，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却不闻不问。这两条消息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揭露见报后，社会舆论一片谴责。2月1日，民权保障同盟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此事，最后蒋介石不得不把顾祝同调离现职。

与碉堡政策相配套的是封锁政策。为了断绝红军的物质接济，蒋介石实行物质、邮电、交通三大类封锁，欲使红军“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以此来困死红军和红区民众。

www.youxs.org、二、三次“围剿”

蒋介石于1930年12月19日至1931年1月3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战争地区主要是临川、广昌、雩都、永新一带，江西红军反“围剿”力量约为6个军。国民党军队为12个步兵师和3个旅，共14万人，但只有1／3部队直接参战。

1933年6月18日上午8时，杨杏佛带上儿子登上一辆篷盖车，离开中央研究院，准备去大西路换乘马匹去郊游，经过亚尔培路口时，早已埋伏在附近的赵理君、过得诚等特务冲上前去，向汽车连连射击。司机身中两枪后逃下车，杨杏佛听到枪声，本能地扑在儿子杨小佛的身上。杨杏佛身中3枪当场死亡，杨小佛右腿中弹，幸免于难。巡捕追捕闻声赶来，特务来不及接应，赵理君慌忙中将过得诚击伤后逃走，过在医院急救中被特务毒死。

杨杏佛被害，宋庆龄发表声明，表示她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使她更坚决地斗争下去。6月20日，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为杨杏佛举行入殓仪式，特务们宣称还要暗杀其他人。但是宋庆龄、蔡元培等人毅然前往，鲁迅前往万国殡仪馆时，干脆没有带钥匙，表明赴死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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