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牯岭。7月8日清晨，一封华北地方当局的“特急电报”呈上蒋介石的办公案头。为躲酷暑移到庐山办公的蒋介石以及南京政要们已经顾不上欣赏如诗如画的风景，思绪一下子都飘飞到了遥远的北国。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吗？一时间，蒋介石还弄不清楚日本此次挑衅的真实企图。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历次挑衅无不以蚕食、控制和侵占中国土地为目的。何况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早就公开声明，要“以武力驱逐国民党和蒋政权于华北之外”，并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引诱、胁迫坐镇华北一方的头号地方实力派人物、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脱离南京政权，宣告华北自治，这次进攻至少是与其分裂冀察平津地区的阴谋有关。因此，从一开始蒋介石就隐隐地意识到，这次真的是退无可退了。

吞并中国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先是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接着又占热河、察哈尔两省，并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政策指导下，中队一让再让，已到让无可让的地步，全民都抱定与日寇决以死战之决心。

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抗战也作了一些准备，但蒋的重心仍放在“围剿”红军和方面。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向合作抗日的伟大转变。

www.youxs.org，并不清楚日本人的企图

卢沟桥是中国富有诗意的胜地之一。从金朝起，经元、明、清数代，“燕京八景”名称虽屡有变动，但其中的“卢沟晓月”一景却一直保存下来，成为文人雅士吟诗作画的生动题材。日军在此处发动进攻并非迷恋于当地诗意般的景色，实在是由于它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这里是北平以至整个华北通向中国南部的咽喉之地，有诗赞：“卢沟石桥天下雄，正当京师往来冲。”卢沟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现在，由于日伪已经构成了三面合围北平的态势，位于平汉线附近的卢沟桥地区军事地位更是非同一般。如果中队守住这个桥头堡，进可攻，退可守；而一旦被日军占领，北平就成为了一个孤立无援的死城。一场国人期待了多年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就在这个敌我必争之地打响了，卢沟桥从此又成为中国人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

虽然得知那个传言的中国人并不多，不过，所有的人都可以放心，华北不会变成第二个“满洲”。不管怎么说，1937年的中国已经不是昔日那个内战困扰的中国，1937年的蒋介石也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完全不抵抗的蒋介石了。

1937年，南京的夏天像往常一样的闷热。每年的夏天，蒋介石都要到庐山去避暑和办公，今年依然不例外。华北一向是宋哲元的天下，他对蒋介石、对日本、对救亡都有两面性。对蒋介石，他是一面保持上下级关系，一面又行使自治，例如在用人、行政、关税、盐税、统税等都归自己支配，成为独立化的政权。对日本，他是一面妥协，一面敷衍，碰到大问题就推到南京政府去解决。对救亡，他是一面，一面主张“枪口不对内”，一面不敢公开镇压中国领导的救亡运动，一面反对在冀察两省举行抗日游行示威。对于危机潜伏的华北时局，蒋介石忧在心头，但那里没有中央军，鞭长莫及，只能电告宋哲元加强警惕，多做准备，以防不测。

这一天，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7月7日深夜，在卢沟桥地区进行军事演习的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和受到射击，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方面的严词拒绝，竟悍然向中队驻守的宛平县城发起了进攻，驻守宛平的中队奋起抵抗。伟大的中国民族的抗日战争由此揭开序幕。

东京盛传的预言又一次应验了，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日本人有先知先觉的能力？都不是。在日军侵华史上，一切的巧合都是人为的安排。但是，日本人预言了七七事变，却难以预料事变的结局。

当时，恰逢中日之间外交交涉停顿之际，且是在日军反复举行挑衅性大演习之后的交战，所以日本对于全中国开始其正规军事侵略，已有极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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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不敢有丝毫大意，在当天立即致电宋哲元，指示如下：“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这次，蒋介石已经准备应战了。

7月的庐山，风景秀丽，清爽宜人。据说，庐山的夏天，天晴时一日如三季：晨如初春，午如初夏，晚如初秋，的确是个避暑的好去处。蒋介石喜欢庐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有水。他曾说过：“峨眉之不及庐山美丽，乏人避暑，就因为峨眉少水。”蒋介石爱水，尤其喜欢静静听潺潺流水声，以助思潮。“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常年在军界政界摸爬滚打的他，内心深处依然存有诗意般的追求。不过，日本人已经不会让他继续体验唐诗般的宁静安谧境界了。

同时也对宋哲元指出：“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

既然中央已经初步表明了“应战”的决心，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开始行动起来，不管是和还是战，做好最坏的打算都是应该的。

从7月11日起，军事统帅部开始具体部署应战行动。战争并不仅仅取决于热情，仓促应战又谈何容易。根据各部门的报告，这时南京国民政府只储存有可供20个师作战用3个月的弹药；可供50万人、10万匹马用1个月的粮秣；各要塞的大炮尚未全部安装就绪，虽有200架飞机可以用于一线作战，但相当部分性能较差，备件不足，且北方无论燃料、炸弹还是机场，均少准备。不过，在最初两天的会议上，军事准备上的这些欠缺似乎没有过多地影响到与会军事人员们的“应战”决心。

根据统帅部的决定，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发布了军队总动员令和军事征用令。全队统一配置，分别调集陕、豫、鄂、皖、苏各省有关部队，向陇海、平汉路沿线集结，并征用平汉、陇海和滓浦三条铁路线上的列车。同时明确要求宋哲元：不可放弃卢沟桥及宛平城；即使需要谈判以求缓后也须作抗战之准备；如二十九军需要弹药和物资，中央可以源源补充。为此，统帅部特别派专人乘飞机将卢沟桥工事图送往前方，并提出要在石家庄设置行营，在保定设置前线总指挥部，做大战的准备。

南京方面紧锣密鼓的筹划应变方略的同时，日本方面也没有闲着。7月11日上午，东京。五相会议正在日本政府大楼内进行，研究卢沟桥事件的善后。经过激烈的讨论，终于作出了出兵华北的决定。傍晚，经过天皇的批准，日本政府在军部的支持和推动下，正式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随后，军部开始大规模地向华北调动军队。日本政府和军部携起手来，准备将华北的紧张局面扩大成为全面的侵华战争。

关于日本政府态度和日军动向的情报，雪花般飞向南京。日本方面夺取华北的意图已明，既然南京方面并不想使华北变成“满洲第二”，那么战争已是不可避免。随着另一密报传来，参加统帅部军事会议的军政要员们意识到情况比想象的要更加复杂。据密报，11日晚，冀察当局背着南京中央政府已与日方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承诺向日方道歉，处分责任者；撤退卢沟桥及其周围的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彻底取缔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

面对这一形势，军事统帅部会议开始出现意见分歧，何应钦等对是战是和举棋不定。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公开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他一向认为中国无力与日本开战。关于军事储备的统计数据，与会的人都已经看过。前两天的讨论中，看着其他的人主战热情高涨，徐永昌心里就在犯嘀咕。宋哲元私自与日妥协又使徐永昌意识到内部并非一条心，他更加不主张立即开战了。徐永昌说：现在我们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若日方真的如其宣传那样，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中央给予宋哲元妥协的标准，使其便于商谈。

徐永昌之后，参谋总长程潜也表示，现在缓兵最合我意，这样可以完成我方之准备。一旦准备完成，则无论实行持久战或歼灭战，都有把握。当然，他主张眼下也还是要加紧军队的动员工作，以防万一。

何应钦显然也同意缓兵的意见，他认为，中国至少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应战，否则抗战将难以持久。不过，徐永昌则认为这种准备至少需要6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他甚至直接向蒋介石进言，并托人转告外交部长王宠惠：“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因为两国强弱太过明显，我方准备太过欠缺，一旦开战，中国有陷于分崩离析不可收拾的危险。

在一片缓战主和声中，只有训练总监唐生智表示异议。因为宋哲元私自妥协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唐生智也就此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宋哲元已经在中央允许之外从事妥协活动，如中央再授予他和平妥协的意图，则前途将不可测。与其他人主张低调谋和不同，唐生智建议目前中央仍应表示强硬态度，军事准备绝不可中止。至于宋哲元现在的妥协活动，中央可以听任其发展，既不明确支持也不反对，就装作不知道。如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则可追认之，否则可否认之。

但是，和平的幻想很快就被不断传来的密报粉碎，日方大批援军正从关外和天津方向源源开来，仅关东军一周时间就调来了一个师团的兵力，日本国内和朝鲜另有五六个师团的兵力正在增调中。特务系统收集的情报纷纷传至南京，蒋介石等人非常明白，日本当局肯定有更大的企图，至少，日军这次不拿下冀察平津地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3日，当日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后，蒋介石即致电宋哲元说：“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7月初的重庆，戒备森严。川康整军会议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在这里召开，矛头主要是指向刘湘等当地军阀。正当刘湘为蒋介石裁减其嫡系部队大伤脑筋时，传来蒋介石的一封加急电报，着何应钦速返南京。

要应战，军事中枢不可不立。蒋介石指示何应钦联合军委会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军事参谋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及有关军事机关长官，组成军事统帅部会议，决定应对策略。

一、庐山听到了卢沟桥的枪声

与此同时，蒋介石急电也雪花般地飞到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八十五师师长高桂滋的指挥部，命令他们亲率部队火速向石家庄集中。蒋介石再次电示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工事”，强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即使谈判，也“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

当时宋哲元正在山东老家乐陵省亲，华北防务由他的部将张自忠负责。二十九军将士在当时已经奋起反击日军人侵，日军也在考虑扩大事态，但宋哲元显然对卢沟桥事变的性质和全国的抗日热情估计不足，没有及时对平津防务进行调整，而把大部精力用于与敌谈判周旋，以期“和平”解决上。

战端已开，人们所以还会有讲和的想法，是因为事变之初北平的形势还不够明朗。自7日夜起，双方在卢沟桥和宛平城地区多次冲突。意想不到的是9日又告停火，甚至商妥同时退兵，日军退回丰台，宛平县城交中方保安队填防。不过，日军回撤后，次日再度向卢沟桥推进，二十九路军也不得不再派兵阻挡，双方重新交火。此后接连几天，双方一直打打停停。

1937年夏天，驻屯华北的日军不断向负责华北防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寻衅滋事，一时间华北剑拔弩张。战争的乌云弥漫了华北的上空，使得这里的夏天更加的烦闷。此时的东京，正盛传这样的谣言，“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日本人所说的柳条沟事件就是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前，东京也曾盛传9月18日将发生柳条沟事件，后来果然丝毫不差地证实了这个预言。那么，现在这个预言还会灵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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