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

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

这一幕却被语文老师看到了。

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

我两眼涌出泪水，转身就走。

我还是跑。她紧追。

可是我心里却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到一点儿尊严也没有。而一个孩子需要尊严，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识地犯了算不得什么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

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吁吁。

“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

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我说：“是的。”

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儿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

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

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啊？我知道你们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没有值得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

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犟劲儿，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成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因素。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味着童年生活的不遂人愿。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入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我发现自己也具有讲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学二年级。认识字了，语文课本成了我最早阅读的书籍，新课本发下来未过多久，我就先自通读一遍了。当时课文中的生字，标有拼音，读起来并不难。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楼梯台阶上正聚精会神地看语文课本，教语文课的女老师走上楼，好奇地问：“你在看什么书？”

我立刻站起，规规矩矩地回答：“语文课本。”

老师又问：“哪一课？”

我说：“下堂您要讲的新课——小山羊看家。”

“这篇课文你觉得有意思吗？”

“有意思。”

“看过几遍了？”

“两遍。”

“能讲下来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能。”

上课后，老师把我叫起，对同学们说：“这一堂讲第六课——小山羊看家。下面请梁绍生同学先把这一篇课文讲述给我们听。”

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我满心间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

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

她说：“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

她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知道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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