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境遇相反的是苏轼。苏轼在宋神宗时对新政提意见，被新党（改革派）排挤出朝廷，在宋哲宗时被旧党（保守派）招回。但是他看到旧党全面废除新法忍不住提出反对意见，结果再次被旧党撵走，成了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苏轼第一次被贬，曾身陷“文字狱”差点掉了脑袋。新党诬告苏轼借诗发泄对改革对朝廷的不满，把苏轼逮捕下狱。

因为皇帝年幼，他的祖母高太后出来垂帘听政，替他打理一切。高太后就是央求皇帝免掉王安石的那个太后。她的伯父是前面提到过的高遵裕。

司马光得知宋神宗死了，从洛阳赶回京城奔丧。

宋神宗死后，年仅十岁的太子继位，是为宋哲宗。

蔡京想当年也是王安石改革派中的一员，在王安石得势的时候，为改革摇旗呐喊。后来王安石失势了，蔡京立即倒向司马光一边。

高太后得知司马光回来了，让人去请教他治国之道。司马光上书高太后建议“广开言路”，让大家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司马光呼吁朝廷施“仁政”，不能再加重百姓的负担，主张废除新法。

高太后对新法素来不满，马上召司马光回朝为相。

在这里面，大名鼎鼎的《梦溪笔谈》作者沈括是诬陷苏轼的反面人物之一。

各级部门都说期限太短，根本不可能完成。但开封知府蔡京不仅按时完成任务，还干得非常彻底。司马光非常高兴，说大家要都能像蔡京那样，有什么事干不成呢？他发通报表扬蔡京，号召全国向蔡京同志学习。

各级政府立即行动起来，很快废除了新法。

在监狱里，苏轼可受老罪了，经常是通宵审讯不让他合眼。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苏轼战战兢兢地度过每一天。

他儿子天天去给他送饭。有一次儿子出去借钱，临时把送饭的事托付一个朋友。朋友仰慕苏轼的为人，特地做了一条非常好吃的熏鱼送过去。他不知道苏轼父子俩事先有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如果得到判死刑的消息才送鱼——鱼是个暗号。

苏轼一见到狱卒转交的熏鱼，脸“刷”就白了，以为必死无疑。他悲悲切切写了两首绝命诗，向兄弟、妻儿交代后事。诗中有一句：“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诗文类似一首歌的歌词：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洪湖旁，将儿的坟墓向东方，让儿常听那洪湖的浪，常见家乡红太阳。

司马光走马上任后宣布将王安石变法全部作废，限期整改。他给出的期限是五天。

为国理财的王安石死后没为自己的儿孙留下一点遗产。

几个月后，司马光也一病而死。两个政敌相约到另一个世界打嘴仗去了。

其实王安石变法后世也一直在争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从国家的角度，变法有助于富国强兵，让政府和军队正常维持下去，是好的；从百姓的角度，变法与民争利，让百姓有活不下去的感觉，是坏的。全面衡量之后是好是坏，很难讲。

就像现如今政府依赖土地财政，你说是好是坏呢？地价、房价步步走高，政府是欢迎的，百姓是不欢迎的。房地产火爆造成的虚假繁荣掩盖了其他产业生产低迷问题。

王安石变法没有直接触及宋朝最关键的问题，也就是三冗问题，相反掩盖了三冗问题。理财性变法使三冗有条件继续维持下去，也减弱了政府解决三冗问题的压力和紧迫感。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又没有提出更好的改革措施，只是全面废除新法恢复旧法，给人反对改革、思想保守的印象。

宋朝当时的状况是三冗和积贫积弱问题越来越严重，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王安石主张变法是对的，只不过具体措施值得推敲。这属于改革曲折前进的问题。摸着石头过河，有问题就改嘛。大家群策群力，总能找到利国利民的好措施。但改革一定要坚持，然后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完善改革措施。这是正确的思路。完全废除变法恢复旧态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苏轼在新党、旧党之间都不讨好，但他的想法是对的。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弊病，但不反对变法本身。当旧党不问青红皂白全面废除新法时，他主张存利去害，对王安石变法加以改造。结果他不被新党、旧党所容，被新党视为政敌，被旧党视为叛徒，最终郁郁而终。

司马光虽然死了，旧党一统天下的局面并没有改变。保守派执政因循守旧，求稳怕变。

在王安石、司马光去世的当年，西夏国主秉常也死了。他的儿子才三岁，梁太后代理西夏朝政。梁太后与哥哥梁乙逋[bu]共掌大权。梁乙逋是骄横之辈，扬言要收回被占领土，不断出兵袭扰宋朝。宋夏边境战火又起。

宋军善城守，夏军屡次进犯都被击退。

以高太后为首的旧党以稳定为大局，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边界小城频起干戈。宋朝的朝廷决定跟西夏讲和。

1090年，宋朝以归还米脂及周边四寨为条件换取西夏释放宋军的俘虏。

西夏不费一兵一卒收回了四寨领土。宋朝失去了原本可以限制西夏南犯的战略要地。

交接宋军俘虏时，因为俘虏大多已被折磨致死，西夏只还回149名俘虏。换言之，西夏毫无代价地要回四处战略要地。

高太后认为西夏会感恩戴德投桃报李，实现边境停火。没想到西夏贪得无厌，认为宋朝主动议和是软弱可欺，在随后的边界划分谈判中得陇望蜀，致使谈判迟迟没有结果。与此同时西夏不断袭扰宋朝，妄图以战促谈，逼迫宋朝让步。高太后被激怒，下令中止和谈，并且停止边境贸易。

高太后此轮外交纯属赔了夫人又折兵。

1092年，宋哲宗16岁。高太后给他挑了一个端庄大方的女孩做皇后。但宋哲宗并不喜欢孟皇后，而喜欢虽然不够端庄但容貌俏丽的刘婕妤。这个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宋哲宗大婚意味着成年了。但高太后丝毫没有归政的表示。宋哲宗对此心怀不满。

一年后，高太后死了。宋哲宗开始亲政。

宋哲宗之前被大臣们视为空气。以司马光为首的朝廷百官眼里只有太后没有皇帝，上朝只向太后请示汇报从来不问皇帝的意见。太后和皇帝的座位相对，群臣上朝议事脸冲着太后，屁股冲着皇帝。

宋哲宗亲政后讥讽百官：以前只看见你们的屁股，现在终于看见脸了。

太后迟迟不肯归政，百官没有一个人出来替皇帝说话。如果不是太后得病死了，皇帝不知有没有出头之日。宋哲宗对百官不仅是不满，是相当的不满，简直视为仇人。

宋哲宗亲政后提拔新党回朝，扬言要恢复父亲宋神宗主持新法改革。新党回朝后和皇帝联手把旧党撵出朝廷。朝廷再次遭到清洗。

新法被一股脑恢复。对于国家来讲又遭受一回折腾。

高太后和宋哲宗斗气似的两次朝堂大换血，一会对变法全面否定，一会又对变法全面肯定，把全党全国的思想都搞乱了，不敢乱说乱动。改革名存实亡，只是两派党争的工具而已。

新党上台后一改旧党对西夏被动挨打的软弱形象，以强硬姿态对待西夏，主动出击。

鉴于宋神宗时期西征失败的教训和高太后时期城守的经验，宋军步步为营向西夏进逼。各路齐出，但不与西夏交战，而是抓紧筑城。你攻我就守；你撤我就再往前进一步筑城。宋军一直把城修到西夏腹地的葫芦河（黄河支流）。宋哲宗将此城命名为平夏城。更新最快 手机端：https:/m./

西夏对宋军的蚕食策略既着急又无奈。眼看着宋军要把城修到灵州跟前，西夏急眼了，出动几十万军队去打平夏城。

为了对付宋军的城墙，西夏修造了巨大的攻城车。

平夏城下爆发激战。夏军不分昼夜攻城。宋军拼死抵抗，挡住了夏军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双方激战十几日。突然一日狂风来袭，吹翻了夏军的攻城车。西夏梁太后看着一地烂木头放声大哭。

夏军久攻不下，攻城车又被毁，士气低落。宋军的援军也源源不断赶到前线。梁太后见胜利无望，只得下令撤兵。

宋军趁机反击又获得大胜，并且在追击过程中占领了西夏的天都山（宁夏海原县境内）。灵州因此大门洞开，无险可守。

西夏遭受重创之后无力再战。梁太后主动向宋朝求和。但宋朝不理西夏的求和，积极准备全面进攻西夏。西夏求辽国出面调停。

辽国不愿宋朝吞并西夏对自己的侧翼构成威胁，以武力为后盾出面调停。

宋朝跟辽国已经将近百年没有战争。宋朝不想扩大战争，也没有财力支持大规模战争，只得同意议和。

宋夏两国就地停火。西北从此恢复安静。

宋哲宗自幼身体不佳，有肺痨、咳血。也有说法宋哲宗纵欲无度，突然某日“JY不禁，又多滑泄”，终于J尽人亡。

1100年，宋哲宗死了。他死时只有25岁。

宋哲宗还算是有为之君，至少他在在位期间把西夏摆平了。只是朝中新旧党争在他任上依然激烈。

宋哲宗的儿子夭折，死时皇位空悬。

向太后和群臣商量，让宋哲宗的兄弟赵佶[ji]继承皇位。宰相说赵佶“轻佻”，不适合做皇帝。但向太后中意赵佶，以宋哲宗遗言为名，做主把赵佶接入皇宫。赵佶随即在灵前即位。赵佶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徽宗。

司马光主政后将新法全部废除。他在废除新法的同时也清除新党，把王安石那一派全部撵走。

早被罢官回家的王安石见改革成果尽毁忧心而死。

苏轼的兄弟苏辙看到绝命诗悲痛欲绝。他把诗转呈皇上，恳请以自己的家产官爵赎去其兄之罪。宋神宗深受感动，也欣赏苏轼的才华，下令将他从轻发落，贬官外放。

当时朝廷的确有人主张判苏轼死罪。他的政敌把苏轼的牢骚上纲上线到“恶攻罪”，指控他恶毒攻击国家ZGLDR，非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

1085年——1093年宋哲宗幼主登基，高太后摄政。司马光逐新党、废新法。宋哲宗亲政，逐旧党，复新法。西征获胜，迫和西夏。宋哲宗崩，宋徽宗继位。

倒是王安石出言反对，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轼被发配到黄州（今湖北省黄冈），这才有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绝唱。

司马光上台后召回旧党（维护旧政的人）。苏轼一度也被召回。但是苏轼跟旧党政见不合又被外放杭州任职。苏轼在杭州主持疏浚西湖，修了一道长堤。这道长堤成了一条风景线，被人称为“苏堤”。

司马光进京时，卫兵们见到他自发向他敬礼。百姓看到司马光回来了，都聚拢过来。司马光的马没法前行。百姓视他为救星，恳求司马光留下来，对他讲：“公无归洛（洛阳），留相天子，活百姓”。言外之意，王安石让百姓没法活了。

司马光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宋神宗支持王安石，不理睬司马光。司马光失望之余，退隐洛阳编写《资治通鉴》，从此不言政治。但是百姓对新法的态度和对自己的期望让他无法继续沉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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