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编的最著名的书是《康熙字典》，收录汉字将近五万个，是迄今为止收录汉字最多的字典。《全唐诗》收录四万多首唐诗，是迄今为止最全的一部唐诗集、中国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

还有一部书名气也不小，是《古今图书集成》。这是和《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齐名的百科全书，全书一万卷。虽然规模不及《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但因为康熙下令刻版印刷，让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百科全书。

他前半生几乎一直在打仗，后半生开始专心治理这个偌大的国家。

康熙非常勤政，每天上朝和群臣共商国是，上午开大会，下午开小会，晚上批奏章，几乎没有休息日。各地送上来的奏章，他亲阅亲批，及时处理。

康熙不仅是个武功皇帝，还是一个文治皇帝，文武双全。

而得民心首先要得士心。知识分子作为百姓中的精英，一言一行对百姓影响巨大。康熙用科举和编书笼络士心。你想做官可以来我这参加科举。你想做学问可以来我这编书。让你有事做、有饭吃、有钱赚，你也就没那闲心闲工夫说政府的坏话，也不好意思说政府坏话。吃了人家嘴软，拿了人家手短。

清朝没有宦官专权乱政的问题。因为皇帝勤政，宦官就没有参政的机会。清朝皇帝也刻意限制宦官参政。清朝的宦官大多是汉人，没有旗人。旗人都被政府养起来不愁吃不愁喝用不着阉割了当宦官。皇帝对汉人有戒备心理，不会宠信宦官。

皇帝为了防止宦官与朝臣勾结，不准宦官出宫。清朝不设东厂西厂，不靠宦官出去搜集情报。他们靠“密折”，让全国各地的官员通过专门渠道给皇帝送奏折。这些奏折除了皇帝谁也看不到，所以叫密折。皇帝也会安排一些信得过的人去地方任职，专门帮他搜集情报。

只是这些都是编辑整理中国已有的文化成果，没有创新的东西。

密折让康熙有了了解官风民情的另外一个渠道。各地情报员送来的密折汇成一份“内参”。康熙通过“内参”可以对全国各个角落的情况明察秋毫。

康熙在收服人心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治天下在得民心”。百姓如果跟中央不一条心，社会动荡，国家就不容易治理。治国首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

同时代的欧洲在搞文艺复兴，那是真正的“WHDGM”。教会百般维护的思想统一被摧毁。文艺复兴带来文艺的新兴、个性的解放、思想的解放，为随后发生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而中国的思想界越来越沉闷。理学在元明时期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清朝把理学推向神坛。理学是儒家中最极端、最激进、最僵化的一个派别。国家被这种极端思想统治后，只要红不要专，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强调思想大一统，不允许有任何变革。www.)

康熙治国，首先希望维权、维稳，维护皇权、维护大清江山的稳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理学非常投他的脾气。

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就是他的一个情报员。曹寅她妈是康熙的奶妈。曹寅跟康熙是一奶不同胞的兄弟，小时候的玩伴。康熙擒鳌拜时就有曹寅的参加。曹寅跟康熙关系匪浅，深得康熙信任。康熙给他五品官的顶戴花翎让他去江南任江宁织造，相当于南京纺织管理局，负责供应皇宫绫罗绸缎。这是个肥缺，有油水。但他有个特殊的工作内容，就是要把江南的风吹草动通过密折汇报康熙。

有个文人写了本书叫《南山集》，里面使用明朝的年号而不是清朝，结果写书的、编书的、校对的、刻版的、卖书的、买书的都受到连累，杀的杀，关的关。

最大的一个文字狱案是《明史》。书中直呼努尔哈赤的名字，并且把投降清朝的明将称为叛逆，结果近百人被砍了头、几千人被判刑。

康熙拉开了文字狱大幕。到雍正、乾隆时期，文字狱进入高潮。

历朝历代都有过文字狱。但文字狱搞得最凶的是清朝。据统计，顺治兴七次。康熙十几次、雍正几十次。乾隆一百多次。

不过乾隆的吉尼斯纪录记录早已经被MZD打破。极左盛行时期，中国的文字狱数以千计，数以万计，无以数计。

理学是儒家的激进派。毛左是社会主义激进派。任何一套理论一旦被推向极端，就会趋向血腥和暴力，就会成为思想的毒药。任何极端思想包括极端宗教统治的国家无不以贫穷、落后、暴力为特征。究其原因，极端追求思想统一就会恐惧并且痛恨任何程度的异见人士，必除之而后快。而绝对的思想统一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摧残了文化和创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清朝通过文字狱加强了思想统一，树立了满清统治的权威，压制了人们的独立意识和反抗意识。同时思想大一统造成文化界死气沉沉、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文学界千篇一律。教育界千语一腔。艺术界千人一面。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服从并且是绝对服从一个声音。全社会只有讴歌和歌颂没有批评和反对。有不同意见的人坟头的草已经老高了。

就拿雕塑的形态和表情来说。汉唐时候的雕塑形态各异，表情生动而自然，像抓拍出来的效果。明清雕塑形态单调，表情呆板而僵硬，象摆拍出来的效果——好像拍一寸免冠照的摄影师在招呼：“头向这边扭一点，下巴不要抬太高。笑一笑，牙齿要露五颗。眼睛往我这边看，不要眨眼——好！别动！”“啪”——拍出来的东西都一个德行。

康熙在政治上搞维稳，对经济也非常重视。因为经济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经济垮掉了，百姓不得吃不得穿还会起来造反。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经济主要指农业。康熙在“三农”问题上下了很大功夫。

康熙为了使自己更加了解农业生产，在皇宫西苑（中南海）开了一片试验田亲自耕种。他甚至跟水稻专家袁隆平一样搞新品种的培育，还真培育出一个新品种。他让人拿到天津搞推广，在小站镇划了几十顷地作为“御稻田”，给“御稻田”的水稻起名小站稻。小站稻自古至今都非常有名，但跟康熙究竟有没有关系就不得而知了。

康熙在各地设立了“情报站”、“情报员”，随时向他报告当地的天气、收成情况。前面提到的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就是他的一个情报站站长。曹寅在呈给康熙的奏折中不仅要报告当地的社会动态和官员违纪问题还要随时报告当地的三农问题。

农业是靠天吃饭。天气好坏决定了当年的收成好坏。康熙未雨绸缪。如果哪个地方遭灾了，康熙都会及时减免那里的租赋。

为了恢复和提高农业生产，康熙鼓励人口增长。古代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多力量大”。而明末清初战争连连，人口损失巨大。

明末清初的战争损失了多少人口没有一个确切数字。据估算明末人口已经突破一亿，甚至更多。而战后，清朝疆土扩大了一倍，按理说人口也应该随之增加，但实际情况却是人口不增反减。据估算清朝初年的人口在8000万左右。战争损失人口怎么也得几千万吧。损失的人口不一定是死了，也包括跑了的。

地大了，人少了，有田没人种。康熙想方设法增加人口。

为了刺激人口增长，他下旨：“自后所生人丁，不征收钱粮。”让大家敞开了生，不再按“丁”数征收钱粮。后来雍正将其正式为“摊丁入亩”的征税办法，也就是说只按田亩数征税，废除了人头税。

类似的征税办法其实在嘉靖时期也实行过，或者说试行过。但是因为地多人少的人家比方地主家强烈反对，认为不公平，所以只看田多少不看丁多少的征税办法后来被废除。康熙为了刺激人口增长，故意采用这种征税办法。我就是要不公平。你要觉得吃亏，你就多生。

康熙的“最高指示”果然刺激了人口生产，人们叉开腿“咣咣”地生。到了康熙末年，人口吹气似地重回“亿”字头。火车一旦启动就刹不住车，人口到清末直线上升到四个亿！实现了“翻两番”的伟大目标。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中国人口受粮食产量的限制早先以五六千万为极限。后来耕地面积、亩产增加了，人口极限突破了一亿。到清朝时，耕地面积、亩产又有进一步的增加。另外，明朝时期引进的玉米、红薯、土豆等欧美高产作物在清朝时普及，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养活四亿人不成问题。现代因为化肥、农药的普及以及良种推广使亩产跨越式提高，养活十几亿人不成问题。

在康熙的治理下，清王朝既无内忧，也无外患。

康熙则成功地保护住了他的权威。他借助理学在文化思想界实现了思想统一。

如果有人有损他“维权”，那更是犯了“不赦之条”。

清朝的政策大都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甚至公务员都是明朝留任的，只不过剃了头换身马褂。就像公司被收购后，老板换人了，高层改组了，中下层基本没动，员工该干嘛干嘛。这样利于稳定人心，平稳过渡。

他在文化界、思想界也搞维稳、维权，不准任何人触碰“双维”的高压线。

1698年——1712年康熙大兴文字狱。康熙后期以治河、兴农为执政要务。

有个医生写了本养生的书，书中提到要养脑，认为“脑”才是思想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这个提法引起医学界的争论。康熙马上以“妖言惑众”罪杀了那个医生。

维稳就不能有引起混乱的言论。欧洲那边有个叫布鲁诺的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认为地球围着太阳转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太阳围着地球转。教皇立刻把他推上火刑架当做巫师巫婆烧了。凡是当了“皇”的都不喜欢别人挑战权威，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最大的权威，挑战权威就是挑战他本人。

不过教皇终于没有保住他的权威。后来欧洲爆发革命，教皇威风扫地，国王被推上断头台，百姓赢得展示人权、民主、自由的机会。

清朝皇帝看来是吸取了明朝亡国的教训。明朝后期的皇帝怠政，懒得上朝，懒得批阅奏章，让宦官代劳，以至于政府瘫痪、宦官专权、朝廷内讧，最终导致亡国。清朝皇帝大都向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学习，把万历当做前车之鉴。

皇帝勤政，各级官员也不敢偷懒。每天都要上朝见皇上，大臣必须做足了功课才能从容面对。万一皇上问话，一问三不知，大臣可就要挨骂甚至受处分了。所以皇上交代什么事，大臣会督促下面抓紧办。皇帝勤政带动朝臣敬业，朝臣敬业带动地方官尽心尽力。朝政就这么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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