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有一个想法，我要听营销方面的课程，要是没什么用的话，我就再去听广告方面的课程。真的很遗憾，到现在我才有这样的觉悟，如果我在学校的时候，就跑去听营销和广告的课，或许到今天我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当然这种假设完全是我的一厢情愿，很有可能我听完了这两门课，然后一点用都没有。但一个人只要有动力去学一点新的东西，总是没什么坏处的。冯先生曾经建议过我，读书应该有目的性，或者说应该带着问题去读。你需要解决哪方面的问题，就去找哪方面的书来读。而不是走进图书馆，一切看缘分。他说的没错，在校期间我读了很多书，但这些书并没给我带来太大的帮助。我较早读的两本书是《唐宁街的岁月》和《葡京为什么这么牛》，读这两本书纯粹是因为兴趣，而他对我应该一点用都没有，我只是一个小人物，这两本书提供给我的东西，无助于解决我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我每天都期盼着自己在事业方面有所起色，而最近给予最大期待的就是希望我的申请能够被省作协通过，虽然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考虑到种种因素，我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可这一判断并没有让我对这件事的期待减弱，人都是这样，不到最后的时刻总是期待着奇迹的发生。按道理说，我被接纳为省青年文学协会的会员，都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的出人意料不在于她会接受我，而在于我写了那一份申请。因为谁会接受我背后有一种叫关系的东西，发挥了作用。而加入省作协，我没有这样一种关系，当然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一下子就降到了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地步。我已经考虑过后面的计划，当名单公布之后，上面一定不会有我的名字。我可能于后年再次递交申请，如果再次驳回我的请求，我今生今世就断了这个念想。当然我提出申请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我的作品已经上架，最好有不错的反响。

最近接近三个月的时间，我在跟人通信的过程当中，反复提及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希望对自己频频失言的状况进行有效的治理。年初我发愿在单位凡是不牵涉工作的谈话一律不参与，凡是有关工作的谈话与我无关的一律不参与。在这期间我还突出了重点，业务室这项约定要更加严格的执行。然而从年初执行到现在，我曾经多次破例多次失言。有些失言我甚至已经想不起来了，这真的是非常严重的状况。举一个例子，在办公室我提到某明星离婚的新闻，某同事立刻表示对这个不感兴趣，他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并非不知道，但我为什么还要提起呢？我为什么那么迫切的想要跟对方说话呢？这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种状况。还有一次就是我提到哥哥在非常时期外出检查立了三等功。对方当面质疑不是真的立了什么功，而是单位运作。

为什么我要跟对方谈起这件事情？如此严重的失言，已经发生多次了。所以我应该更加严格的执行年初的约定，我这个人从小就话多，因为说话而惹的麻烦实在是太多了。如何才能够让自己在单位尽可能的少说话呢？如何能让自己不说不必要的话呢？我曾经注册了某个社交软件的账号，希望在上面多多发言。情况真的非常糟糕，因为人家根本不给我发言的机会，到了那里我只有听的资格。所以我弃用了那个账号，像我这样的学识，像我这样的身份说话没有人听是非常合理的。我为什么急着要表达呢？我为什么那么迫切的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呢？说话太多容易惹祸是我已经懂得的道理，可我在说话的时候仍旧那么不谨慎。在这当中我还犯了一个关键的错误，就是过分的信任单位某个同事。我明明知道自己与那个家伙三观不合，而我竟然没话找话跟对方聊，这不是自取其辱吗？一个人如此不知道自爱，他在外面遭受羞辱又有什么可稀奇的呢？

亲爱的珍女士:

大概两天前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我是不是应该听一些关于营销的课程呢？即使这个课没什么用，但也不至于有什么害处。当然时间上或许可能会有一点浪费，如果我能够更多的懂得一点关于营销方面的知识，我就可以把自己有限的才干经过包装然后推销给别人，或许我的人生会有一点改变。记得《富爸爸穷爸爸》一书当中记录过这样一件事，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作家在市场上并没有好的表现，这位先生就推荐她去听一点营销方面的课程，而这位女作家却非常高傲的拒绝了。她不屑于像卖保险一样出售自己的作品，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保险都能卖得出去，作品又怎么会卖不出去呢？按道理来说作品应该比保险更容易卖。

最近我写了两篇有关传统文化的文章，因为我的身份无意见，所以没有人在意我上面写了什么，或者有人看过了也没有人发表自己的这篇文章的看法。也有可能我关注的这些问题，他们根本不关注。有人说位卑未敢忘忧国，可忧国忧民应该是国君才烦恼的事，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真正应该关心的不是那些大事，而应该是如何让自己过得更体面一些，有些可笑的是，我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伤过脑筋。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自己戒掉忧国忧民的毛病，不要什么事情都想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要太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即使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要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比如在一些特殊的环境，赵高说地球是方的。我就坚决说地球是方的。赵高说天是红的，我就坚决说天是红的。如果赵高指着汽车说这是一头驴，我就坚决认为那是一头驴。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表态，完全是为了自保，之所以有年初的约定，也是为此。像我这种说哥哥立功，让人家产生不快，犯人家禁忌的这种行为是非常糟糕的。你说那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人，它观测事物与我不同，他看什么都是积极的看，什么都是正面的。不像我凡是看到积极的好的东西都像是假的，或者说在这些美好的东西背后，一定隐藏着丑陋的真相。我完全没有料到他对哥哥立功这件事会给出这么一个评价，从前无论是人前还是人后，我绝不会谈论哥哥。可是这些年我不断的打破这一惯例，是因为我对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了。自信可以没有，但不应该不自爱。在谈话的时候总是说到无关的人，对人家当然是一种冒犯。凡是那些在与我谈话的过程当中不但牵扯到哥哥的人，是因为这些人对我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而对我的哥哥却有很大的兴趣。我为什么要花时间与这些人交流呢？

我之所以对这件事表现的不是那么自信，是因为我的申请材料存在硬伤。只要对方稍微认真一点，我绝对不可能达成所愿，除非对方有意放水。我相信即使被省作协接纳为会员，他不会带给我任何改变。他只是单纯的一种荣誉，就如同你在小学时发给你的一张奖状。可如果我拥有了这样一个身份，我就可以以作家自居了，虽然是那种三流的作家，甚至比三流还应该减一刀等。但这好歹也是一个身份，总比一个青年文学协会的会员身份要好一些。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总不能一辈子都当青年，我深深的知道这件事如果如愿我也没有机会更进一步了。我在文学方面能走的路也就这么远了，接下来我应该考虑新的方向，或许我应该着力去拍一点东西。

也许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没有百分之百让人满意的管教。之前我提出一些要求，她表示没有办法答应。这让我感到有些沮丧，而她答应下来的事又没有完全兑现。也许这就是人生，先天因素和后天环境让我形成了这样一种性格，就是没有办法与人在不声不响的情况下默默的决裂。要跟一个人断绝关系，非要闹出一点动静才行。这是不成熟的表现，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还不成熟，说起来都很丢脸。如果我做了家翁，一定教导孩子不要关心家国大事，只要关心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如果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事处理的很好，天下岂不是太平了？而天下之所以不那么太平，是有很多人处理不好自己的事，却整天对各种大事发表自己的见解。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把自己生活治理的一团糟，却觉得自己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这不是笑话吗？知道自己的浅薄是很难的，工作生活中绝不敢得罪赵高，把自己隐藏在芸芸众生之中，长官犯错的时候闭口不言，长官做对事的时候，就第一时间站出来说长官圣明。

有很多话是各种灾祸的重要来源，我因为说话与人冲突，因为说话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加艰困。本来我在单位已经减少了发言的次数，希望这样可以保护自己的隐私。可是当一对一的场合，我的这条防线就不存在了。人家问什么就答什么，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该说的不该说的全部说了，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与人交往要一定知道彼此之间的界限，如果这世上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那个人一定是我自己。这话听起来有一点悲凉，但是没有办法，这是我的命。一方面担心疾病会在将来给我非常大的困扰，一方面我又不希望自己活得太长，把这种无聊的日子延续很长很长时间，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无疾而终是我梦寐以求的，不需要遭罪，还能保持体面。可能有这种结局的人一定积攒了非常深厚的德行，我哪里配拥有这样一种结局呢？

我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年买的运动相机了，这真的是我非常大的一个败笔。我当时真的应该选择另一款相机，但是事情既然如此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以为我以后会经常用到它们，但是令人感到沮丧的是我再很少使用它们。十年之约期满之后，我要多拍一点东西。但是当中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拍出来的东西怎么剪呢？我的那部电脑已经非常老了。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被使用了十二年。在视频方面我不是没有做过尝试，但效果真的不太好。而且我觉得自己似乎不擅长的镜头前表现自己，虽然我对自己的口才比较自信，但我有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是，我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就算是勉强让他听起来像普通话，但也说的非常的不自然。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有一天可以像窦文涛这样，每天做一做视频节目就能够赚得糊口的钱。不像现在每天都在跟一群被时代淘汰的人打交道。

我担心我也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我担心的事情大概率会成为事实。这一天如果真的到来，对我来说真的太悲哀了。一个人在趁着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积累，不管是功德还是财富。只要我积攒的功德足够多足够大，晚年特别凄惨的概率就应该不是很高。一个人如果活在一种封闭的环境当中是非常危险的，我也希望能够从中解脱出来，但这样的尝试我没有成功过。我期待着在生活中能够有一些朋友，他这么多年过去了，能够与我交流的人越来越少，我走的路越来越窄。如果再过三十年会怎么样呢？那个时候我会不会完全丧失与人交流的能力？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我的身边也有三五好友，经常聚在一起做一些喜欢的事情。我现在做这些设想可能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上天早就已经写好了剧本，我只能照着剧本一点一点的去演。如果有一天上天告诉我已经剧终，你可以下场了。

我想象不出来那个时候自己会是怎么样一种心情，也许会双手合十默默的说:“终于解脱了。”也许我的想法是另外一种，面对亲朋好友充满了不舍，面对自己曾经长期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眷恋。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对人群充满了恐惧，对于各种集体运动都唯恐避之不及。我曾经有一次鼓起勇气要踢足球了，结果还被人家给耍了。许多人是很善于遗忘的，而我不是很多小时候的事情，在今天依然历历在目。这很可能是因为我有写东西的习惯，小时候发生的事情被反复提及，我又怎么能轻易忘得掉呢？我知道一切都会过去的，我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愿望，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可以把骨灰撒到秦岭的群山之间，只可惜我们的学校搬走了，那个地方已经变得非常的冷清，所以那已经不是我理想的安魂之地了。

这些年我在变得不自信的同时也变得不自爱，对于我自己所处的家庭，我没有那么喜欢。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呢？这是命。每个人大概都是如此，要接受一些不愿意接受的人，面对一些不愿意面对的事。我曾经不止一次有过这样的念头，如果可以主动选择离开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如果这件事没有那么难，我大概很早就选择不玩了。我曾经说过，洋历二零一九年我就死了。死的不是肉身，而是希望。其实这之前就有希望吗？我所谓的希望从未真实的存在过，只是我当时还没有看清这一真相而已。或许从我出生的那一天，我的希望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去省城接受的那一次管教与我想象的有些类似，但又不完全一样，而且对方又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修改了项目。

新丰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还能去哪里呢？我都懒得去选择了，在我活着的时时候，许多事情都身不由己，我不在了还怎么能做自己的主呢？一切随缘吧！就算是被人丢到茅厕里我也认了。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德行，一生竖怨很多。假如有人要报复我，我还能说什么呢？如果上天见怜我希望遗体能被火化，这样处置起来也比较方便。要不是这样还得买一份棺材，还得挖一个很大的坑才能埋进去。骨灰就不同了，装在一个塑料袋里，随便找一棵树下一倒就齐了。如果能够用铁锹挖一个小坑道进去再用土盖上，那就算是我积了大德了。也许你会感到惊讶，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居然谈论这些问题，实在是太不吉利了。虽然现在我距离死亡应该相对遥远，但我知道终究有一天我得面对他，那个时候我有极大的概率是无儿无女没有配偶，这些都无所谓，关键是我的一生平凡又无成就，我的一生是如此的无趣、无聊，那个时候我一定会感叹，如果在洋历二零零九年我就与这个世界说再见了，那该有多好啊！

我是一个最不起眼的小角色，却喜欢每天想一些文化哲学之类的问题，不过只有大专的学历却经常思考人类的未来。这是多么的滑稽可笑，珍，我说这些话一定让你不耐烦了吧！而你每一次都能耐着性子回信，我真的非常的感激。假如将来有机会报答你，我愿意去给你家做牲口伺候你家一辈子。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告诉你，我养着一只乌龟，另一只已经死了。本来我打算留着龟壳用来占卜，让人感到遗憾的是，那个龟壳已经裂了。看来我的这一愿望是没有办法达成了，我不想硬生生的把乌龟的壳卸下来，如果因为这个我不能使用龟壳占卜，我延伸了，毕竟我养了它这么些年，它又死在了我的手上，我怎么能忍心再去做那件事呢？但愿它来生过得好。

二候，鸣鸠拂其羽，飞而两翼相排，农急时也。

此致

敬礼

你的朋友陶唐

从今天开始，我要更加严格的执行年初的约定，坚决不在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对象有所放松。我应该更具有反省的能力，能够看见自己的过失。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拯之。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浮夸的人。在小学的时候我就说大话，到了镇上，我的这些毛病不但得以延续，甚至有所发展。在学习方面一塌糊涂，说起大道理却是一套一套。我这个人言过其实，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实际上肚子里并没有装多少东西。而我却常常感受不到自己的无知，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无知是非常可悲的，不过这也是常态。人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不断的发现自己的无知，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学，便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但这是事实。之前我对自己三个月以来执行年初约定的情况很是满意，现在我的想法完全不同了，真实的情况是我一次一次的违背约定。

明年我如果完成了十年之约，是不是足以说明我是一个重承诺的人呢？实际上在完成十年之约的过程当中，我的作品是注了很多水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的阅历非常的有限，我的天赋比阅历还要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注水，我怎么能够创作那么庞大的作品呢？从前我以为自己的天赋就在文字领域，现在想一想这种见解可能太可笑了，但如果不在这里，我的天赋到底在哪里呢？或者说到底有没有一种潜力等待我挖掘。还是说因为没有在关键的时刻挖掘我的潜力，它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一直非常的羡慕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一个人很早就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并且及时的加以训练。不像我到了这个年纪，还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并非不知道，只是想要的得不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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