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becomes住在美国，引渡回来会很难，要不要我做点什么？”TaJinYo的版主也是最活跃的anti叫“whatbecomes”，是一名居住在芝加哥、年近六旬的韩裔商人，拒不配合调查，不愿到韩国接受问讯，警方已经在联系国际刑警，这位还愤愤不平地在TaJinYo发帖：他们还没确定我是犯人，就像嫌犯一样对待我。

崔景瀚：嗯……如果用的是同一套道德体系的话，不是你对Tablo的“定罪”更草率，也更过分吗？

至于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Tablo在学历事件后大跳水的版权收入依然没有回春的迹象，证明路人们并没有相信和同情Tablo，他们只是把谴责的目光换成了怀疑的视线，或者干脆扭过了头。

路人如此，anti们更不必说，他们的观点又变成了：节目组被收买了！出镜的都是演员！

昔日有二十万坚定地认为Tablo学历造假并因此加入了TaJinYo的anti，不想花时间和精力付诸行动但同样怀疑Tablo学历的真实性的人只会更多，没能做什么但有情感倾向的路人们在看到澄清以后虽然内心已经明白Tablo学历造假的真实性微乎其微，也不想说一句“对不起，误会你了”，何况还有TaJinYo坚定地上蹿下跳，路人们于是自我安慰“再等等，出结果了再说”并抽身离去，留下Tablo继续与anti们对抗。

即便是崔景瀚，也认为起诉是Tablo所能做的最好的选择。

真正客观的人是什么样子？负责《TablogoestoStanford》这档节目拍摄的PD宋姬妍过去也不太相信Tablo，升学过程中学得很辛苦的她也有“为什么我们学得那么累，而Tablo像一阵风一样来到斯坦福拿了两个学位走了？”的想法，并理解很多人的憎恶从何而来，但她在节目里全面又有条理地展示了各方的说法，让TaJinYo的anti们、Tablo和斯坦福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TaJinYo的anti们不是这样，冷暴力之后又换上一副“眼不见心不烦”态度的路人们也不是这样。

吃了药以后静静地坐着调整状态的Tablo：“不要，等结果。”

而眼下的问题是，Tablo早年时得过，后来渐渐好转的抑郁症，如今又复发了。

Tablo摊开医嘱，按次序服药。在从美国录完节目以后他起诉了TaJinYo里上蹿下跳最厉害的几个人，事到如今，Tablo只能寄希望于法律的武器，希望用法院的判决来打击TaJinYo的嚣张气焰，并堵上某些阴阳怪气的人的嘴。他也知道这很难，但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他的困境就一直不会结束，等到TaJinYo的人心满意足地收手的时候，说不定所有人都遗忘了他，只留下记忆里一个模糊的“他的学历有争议”的印象。

“任何波折都可能被TaJinYo利用，对吗？”崔景瀚问。

Tablo点了点头。残存的理智告诉他，他需要一直做一个被冤枉的小可怜，稍微有所反击，也必须是正大光明的法律程序，不然他和TaJinYo间的斗争就成了“都不是好东西”。

这个道理崔景瀚不是不明白，可是诽谤的案子一般判得比较慢，调查起诉审理一套流程走下来，花上一年时间都很常见，被冤枉了之后还要耐心又隐忍地和一群又蠢又坏的人耗着，也太折磨人了。

崔景瀚看着已经完全没有初见时的意气风发的Tablo：“你不能用这个状态去见律师，先吃药，不然我陪你去。”姜惠贞出去谈工作了——Tablo活动停滞版权费也收不到，几乎没有收入，为了养家糊口，姜惠贞只能主动去找工作。姜惠贞是忠武路出身拿过青龙奖的电影演员，虽然因为有点恋爱脑，曾经被感情纠纷影响了演技发挥而挨过批，演技和地位也都是在的。一般这样的演员都是精挑细选剧本以维持咖位，姜惠贞现在本身就受了Tablo影响，又急于挣钱，恐怕只能放弃“高大上”的形象去接一些小角色。演员从主演降到演配角容易，再想回到主演的位置就难于登天了。

“我在济州岛有认识的医生，”崔景瀚说，“首尔的人太多了，地方也很容易过来。”而济州岛人口才六十六万，有时间、精力和金钱坐飞机或者渡轮跨海骚扰的anti几乎不存在，那些会打骚扰电话或者上门辱骂的，平均下来到济州岛也最多三四个人，能付诸实际行动搞真人面对面的有一个就算不错，这个程度崔景瀚还是摆得平的。恐惧来自于未知，同样是被人所憎恨，恶意来自同城、周边城市还是来自距离遥远的地方，带来的影响完全不一样。

“这不是你的责任。”李光富说。

“但我最合适，”崔景瀚说，“不谦虚地讲，这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付出或者牺牲。”

和一个宁愿做钱少稳定性差地位低容易挨骂的艺人也不愿好好利用天赋谋求地位高、受人尊敬的职业的儿子斗智斗勇那么多年，李光富不是无法理解崔景瀚。总有一些人的需求与常人不同，不能用常人的思路来理解。

“那对你来说，能够得到的是什么呢？”

崔景瀚露出了苦恼的表情：“一定要有吗，已经亲近了，又不是很麻烦的事，所以想做……这件事对叔叔家是不是更困难一点？”

他看起来有点明白了，正常人会介意别人的看法，所以李光富会顾虑类似“吸血”的指责，当崔景瀚做的事超出了他们间的交情，说不定连Tablo都无法做到坦然接受。

“那我找个理由吧，树立好人的形象，在遇到困境的时候伸出援手最方便，可以吗？”崔景瀚想了想，说，“一切都过去之后，哥再说两句我的好话，我就不是‘古怪的乡下人’了。”

“你和他说了吗？”

“还没有。”

“我去说吧，”李光富低声说，“我的年纪已经不适合手术了，即使做了，后面也一定会复发，最后的日子能平静度过的话，对大家都好。”

如果李光富在紧张与悲愤中走向死亡，对家人、特别是Tablo，会带来巨大的心理伤害。作为家长，李光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并希望不会给留下来的人带来太多阴影。由他去找Tablo提议也是因为这个原因，Tablo答应崔景瀚的话，看起来像是将照顾父亲的责任推给了朋友，但是李光富自己提出想在没人打扰的情况下安心治疗，Tablo应许的时候愧疚感会少一些。

”我明白。“崔景瀚说。

“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待在医院里。”李光富对崔景瀚说。

“十一年前那场莫名其妙的感冒让我在急救室里，被抢救了七天，”崔景瀚淡淡地说，“比起‘差一点死亡’，我的感觉更像是走到半程复活了，所以——我不会害怕的。”

最初是李光富夫妻二人一同到济州岛，崔景瀚联系医生确定了治疗方案。老年人的肝癌实在很难办，因为不论是手术治疗还是其他，剩下的那点脆弱的肝脏正常细胞都经不起连带损耗，其中对肝癌最有效的手术方法，对身体的伤害也是最大的，李光富年轻的时候还能扛过去，年老体衰时癌症复发，却撑不住了。医生也不愿意做这种高风险低收益的手术，最后确定的治疗方法是化疗，向肝动脉里灌注化疗药物。

过程当然很不舒适，只是比起肝癌本身带来的痛苦，化疗又是必须的选择。

崔景瀚在联系了医生之后，又将他在济州市市区的独栋别墅的钥匙给了李光富的妻子，表示别墅很宽敞，他也不是特别介意私人空间，没必要另寻住处。崔景瀚并不在别墅里长住，每每从自己的产业里带来各种各样的蔬菜肉类，塞满了别墅的冰箱后，又做出一天的分量带到医院，看望完李光富之后，就去忙他自己的事了。

这样看起来很有规律的日子实际上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医院的检查显示，化疗的效果非常出色，癌细胞大量死亡，肿瘤已经得到了控制。

李光富决定出院。

“您觉得这里的治疗环境好吗？”

李光富没法违心说“是”。他受到的骚扰虽远比不上Tablo夫妻严重，但也一直没断过，Tablo为姜惠贞生孩子的事待在医院尚且战战兢兢，李光富现在身体虚弱，更加难以克服精神上的恐惧感，这对治疗和休养无疑是非常不利的。他顶着腹部的剧痛艰难地思考了一下崔景瀚是不是无的放矢的人：“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祸不单行，Tablo在经历了自己事业停摆，抑郁症复发，妻子姜惠贞被牵连挨骂，为养家放弃前程，哥哥学历争议被电视台辞退，母亲受到骚扰攻击经营的发廊被迫停业之后，他的父亲，退休的建筑师李光富，肝癌复发了。

李光富早年得过肝癌，手术治疗效果还算不错，过后生活又恢复到了原来的轨迹。没想到在他为家族的困境心力交瘁的时候，肝癌也卷土重来，双重打击之下，李光富的身体彻底垮了。

人是很难认同对陌生人的愧疚心的。

知道这件事之后的崔景瀚：这是有多倒霉？

借着探望的机会他看了李光富的检测报告，又向主治医生了解了情况，然后找了个机会和李光富单独交流：“叔叔，能原谅我接下来可能有些唐突的话吗？”

李光富：“没关系，说吧。”就凭崔景瀚一年来帮了那么多次忙，就算他指着李光富的鼻子骂一顿，李光富也只会算一下能扣掉多少欠的人情债。

“他们不是在寻求真相。”崔景瀚对Tablo说。

Tablo咬着指甲，面色灰败，眼神颤抖，如长夜中奄奄一息的烛火：“对我做这些的人永远不会停下来的，无论我做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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