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上海市之政治建设，实为当今要图，欲谋市政之建设，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统系攸关，若不审慎于先，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已另电中央熟商办法。务望暂缓办公，以待最后之决定。

蒋介石显然是反对临时市政府的成立，虞洽卿、杨杏佛、陈光甫、王晓籁等资产阶级代表先后辞去市政府委员的职务。其他市政府委员虽然也进行了斗争，并宣布就职办公，但由于蒋介石军事当局竭力阻挠、干扰，又无法行使职权。4月8日，蒋介石指派吴稚晖、钮永建、白崇禧、杨杏佛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并授予“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的权力之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

蒋介石对二届三中全会前后国民党左派和开展的提高党权运动，极为恼火。2月21日，他在南昌总司令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讲，攻击武汉的左派和人。

蒋介石这篇演讲发表以后，京沪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和报纸都对其大加吹捧：“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孙传芳、张宗昌的上海新申报和西山会议派的上海江南晚报也以大字刊登蒋介石的演说，大加赞扬，并且评论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分子。”蒋获知后，备受鼓舞，更要放开去干了。

此外，会议还追认了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一切决议，并对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机构进行了改造。通过这一系列决议案，使蒋介石从独裁统治的权力最高峰跌落下来，而左派的权力由此大增。

然而，蒋介石无视上海市临时政府的存在，于3月26日自九江进驻上海，随后命令白崇禧直接控制上海局势，并擅自任命上海市的行政官员。3月29日，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举行就职典礼，蒋介石致函临时市政府：

迁都之争后，蒋介石锐意经营东南，企图攻下沪宁后，将首都定在南京。武汉当局对蒋之意图了如指掌，因而决定不让蒋氏有完全支配上海、南京的机会。随着北伐军即将抵达南京、上海，左派力量同蒋介石的政权之争便围绕着对南京、上海的控制而展开。

武汉国民政府为阻止蒋介石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阴谋得逞，决定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南京于3月23日克复，最先攻入南京的部队是程潜的江右军所属二、六两军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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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争夺南京的同时，对上海的争夺亦在进行。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领导下曾举行过两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3月22日，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武汉国民政府完全支持的行动，承认“上海市民大会为上海市民正式代表机关”，“上海市民大会选出之市政府委员十九人为上海市政府临时委员”等。希望在的领导下，上海会被武汉方面控制。

为了实现自己政治分裂的愿望，蒋介石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幕僚班子，团结一批忠诚可靠的心腹亲信。为此，蒋除约集在南方政权中任职的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到南昌密谋外，还从北方招来了许多旧时好友，共商大计。

蒋介石从河南召来了他留学日本的同窗张群，任命其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主持南昌行营事务，两次致函在天津蛰居的黄郛，邀他火速南下，助自完成大业。

1927年1月初，黄郛离津南下，一路上，黄郛为蒋介石四处访友，鼓吹宣扬，筹集资金，在途经上海时，与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墩等商谈了资助蒋介石的问题。

3月27日，蒋介石电召程潜至沪，与其他国民党将领商议“清党”之策，因程潜倾向武汉政府，随即向鲍罗廷报告了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筹议“清党”。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为先发制人，鲍罗廷于4月7日下午召集临时紧急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南京”，并命令、武汉军事委员会准备“以南京为中心之作战计划”。但因为程潜立场不坚定，又失去了控制南京的机会。

此后，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棉纺业的荣宗敬拍胸脯说：“要钿钱用，我有，做事体请洽卿、晓籁两位老哥，（钱）要多少，我出多少。”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往见蒋介石时，他们就表示愿意“认捐五百万元，即继续输蒋，亦商所愿，借款可另案办理”。4月1日，上海金融业资本家为蒋垫付了300万元，直接资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未几天，蒋介石接二连三地发电报要上海商业联合会催拨饷款，商业联合会也大都照办，不敢迟疑怠慢。

面对中国大革命的迅猛发展，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除了调兵遣舰，武装保卫既得的在华权益外，也在积极活动企图分化革命阵营。

1927年1月16日，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1月27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1月29日，英国外相张伯伦分别谈话或发表声明，表示中立态度。

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自汉返赣后不久，即会见了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千太郎，日本领事电告币原外相：蒋谈话明确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约，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

蒋介石向日本表明意向之后急欲得知东京的反应，于是派黄郛去汉口联络日本总领事高尾，派遣戴季陶东渡日本“转风试探”。

不久，日本军部的使者铃木贞一与蒋介石在九江见面。蒋给铃木看了他写的《建国方略》一书，他的结论是：“为了保全东亚，中日两国的合作是必要的。”最后，他告诉铃木：“我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你等着瞧吧。”

另外，蒋介石派戴季陶到东京，会晤了日本外务次官出渊胜次，表明蒋的立场。币原外相由此判断：蒋介石虽是“口头上的过激派，行动上的稳健派”，但如果人走得太远，这位寡言的将军是会干预的。随后，币原向内阁提议：日本应拉住的蒋介石，让他去压制。日本内阁和军部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们确定了“怂蒋”的方针。

3月26日，蒋介石抵上海，虞洽卿当晚就去晋见蒋介石，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问题。

29日，9名大资本家赴交涉公署“往见蒋总司令，接洽一切”。蒋介石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江浙资产阶级也表示愿意在经济、政治上支持蒋介石，双方达成了交易。

黄郛抵达南昌时，张静江、戴季陶等蒋之心腹都已恭候多时。1927年1月底至2月初，蒋介石同张静江、黄郛在庐山牯岭仙岩旅馆朝夕相处，经过多日之谋划，最终形成如下决议：

第一，“苏联顾问太了，太可怕了，使国家观念很重的国民党感觉不安，必须离俄清党。”第二，财政方面，“国家必须有根本一贯的大政方针，庶几一气呵成，厘可以裁，债可以理，而财政基础即于是乎定。”要获得银行界的资助。第三，外交方面，在加强与日本联系的同时，不能忽视与英美的来往。第四，军事方面，在北方之阎锡山、冯玉祥两个力量，或思想、或历史、或友谊均可与国民革命军合作。第五，社会人心方面，鉴于一般人畏惧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之后果，所以明示政策，使国民有所了解，是极为重要的事。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出席代表共33人，左派和党员超过了2／3，会议于17日闭幕。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党权、抑制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决议案，主要有：《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确定了国民党内集体领导的制度，取消了主席制度。《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将原属总司令的任命与指挥权集中于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7人，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定，并“至少须有未任军职之中执委三人参加”。《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重新规定了总司令的职权。《外交统一方案》规定党员及政府职员不得擅行与帝国主义各国交涉。《统一革命势力案》规定了国民党与与第三国际间的关系，允许党员参与国民党的决策与政府。

蒋介石在酝酿“清党”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获取江浙财团的支持，其原因有二：一是江浙财团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联合之必要；二是蒋介石与江浙财团有历史的渊源，具备联合之可能。

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在武汉宁波会馆与江浙资本家以及工商界头面人物会面，明确地表示他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暗地里，蒋介石直接派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治理处处长、军政署署长要职的徐捋秘密赴沪联络，首先经钱永铭、陈光甫向上海金融界筹借50万元，供蒋介石年关之急用。

当蒋介石设司令部于南昌时，虞洽卿便亲赴南昌拜会蒋介石。虞了解了蒋的意图后，回沪与江浙财团中的一部分人撇开与军阀孙传芳有密切关系的傅筱庵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于1927年3月22日另行组织了上海商业联合会，准备为蒋介石效力。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闭幕后，武汉提高党权的运动掀起新的。邓演达、郭沫若等人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大量反蒋文章，吴玉章以“中国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了《为党权运动敬告全党同志书》，邓演达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名义，编印“护党运动专号”的宣传品。

武汉政府为夺回蒋介石的军权曾采取过重大措施。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离汉后约一星期，鲍罗廷曾专柬约李宗仁小叙，对李明确表示：“我看你们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再当下去，中国必然又要出现一个独裁者，革命就会前功尽弃。”鲍罗廷还表达了希望李宗仁能取蒋而代之的愿望，但为李宗仁拒绝。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武汉国民政府“有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程潜执行”，但程潜没有执行这个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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