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蒋介石派黄郛亲自到矢田处，转告他对日本政府的答复：“蒋介石充分谅解日本政府的苦衷和善意，并衷心感谢。”并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现正召集将领仔细研讨中。一旦准备就绪，将立即断然采取行动，“其时间在四、五天之内”。

受日本政府的态度影响，特别在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的斡旋下，美国也不再坚持要求对蒋实行制裁。4月9日，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达成协议：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锋芒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所谓“中外势力”显然是指和苏联。蒋介石的一番苦心讨好终于赢得了外国主子的一致欢心。

在蒋介石同美、英、日国家暗地勾结的过程中发生了“南京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双方合作协商的进行，但蒋介石的对此事情的解决，却又促成了他与美、日、英等国的进一步亲近。1927年3月24日下午3时，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安全，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向城内大举炮轰，死伤千余人，制造了南京惨案。

惨案发生时，各帝国主义集结在上海的军队，连同所谓“万国商团”www.youxs.org，集结在上海南京一带江面的各帝国主义军舰共达90多艘，准备大动干戈。

蒋介石在联络帝国主义初获成功之后，于3月7日在南昌总部发表演讲，他不仅将抨击矛头直指鲍罗廷，而且还为自己私下联络日美的行动进行辩解。

币原喜重郎闻知蒋做出肯定反应，决定敦促蒋尽快采取行动镇压人。4月1日，他向矢田发出新训令，要他全文转知蒋介石。当晚，矢田邀黄郛到寓所，举行秘密谈判，矢田转述了外相训令的内容。蒋介石于4月2日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议”，会议决定检举各地“危险分子”，就近由军警加以“看管监视”。

蒋介石到达上海后，于3月28日派黄郛秘告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南京事件是为了打倒蒋介石一派而制造的苦肉计。

同日，蒋介石派员往英美法日意驻沪总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同时，蒋对外籍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谈到对于南京事件，已经派员调查，任何官兵凡经证实犯有暴行者，当于严惩。

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集团与帝国主义合流，蒋介石的政治态度及其在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转变无疑影响了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而帝国主义对华的软硬两手政策则推动并加速了蒋介石集团走上“清党”的道路。

事实上，此时此刻，摆在蒋介石面前的路很窄，要么与这些外国人成敌，要么为友。而无论是英国、美国和日本也都迅速将蒋介石的策略诉诸于两个简单的选择，要么将其拿下，要么蒋必须将功补过。

3月30日，日本使者矢田奉东京训令会晤蒋介石，指出：南京事件以来，外国人的神经越来越过敏，英美法都在谋划对中国增兵。当前确是重要时刻，弥漫着某些小小事端惹起大事件的危险。因此，你对维持上海治安必须予以特别深切的考虑。蒋介石当然领会日方暗示他，当即回答：“我充分谅察尊意，定当严加取缔。”

收买和利用青洪帮是蒋介石“清党”的一项重要准备活动。上海帮会组织主要是由青帮和洪帮组成的，20世纪20年代，上海帮会已形成拥有万千徒众，几乎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封建流氓团体。他们分段为霸，划地为王，其中，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势力最雄厚，成为上海帮会势力的代表。

蒋介石与上海青帮是有着历史的渊源的。早在1908年，蒋经陈其美介绍与帮会取得了联系。辛亥革命期间，蒋奉陈其美之命组织“先锋敢死队”参加光复杭州之役，这支武装就是以帮会人物为骨干组成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伙同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做投机生意时，虞洽卿介绍他投拜黄金荣门下为门生。

蒋介石深知上海帮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控制着社会下层的大批群众，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并拥有巨额资财，更重要一点是上海帮会有租界当局的支持，这些对急欲夺权和巩固统治的蒋介石集团来说无疑非常重要。1927年2月，蒋介石委任了上海四个帮会首领为驻沪特派员，其目的即在勾结青红帮做的打手。

同日，英美日驻华公使协议向本国政府建议，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迅速解决“宁案”的通牒草案。他们企图利用所谓“人策划蓄意制造南京事件”之说，对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迫其接受“惩凶”、“制止骚乱”等条件，加速。

蒋介石集团发动“清党”是对革命的背叛，为掩盖他们反革命的行径，替即将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披上“合法”的外衣，首先，他们假“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名“决议清党”，其次，发表美其名曰为“护党救国”的通电。

为了实施在南昌拟定的这一分裂革命营垒的手段，蒋到沪后，首先把“四老”——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和李石曾请到枫林桥旧淞沪镇守使署的深院里密谈。蒋介石提出当前必须采取行动，立即“清党”。由于张、吴与蒋早有的密谋，故谈话主要是争取在党内外享有盛誉的蔡元培的支持。随后，蒋又邀请被他排挤离粤的胡汉民到枫林桥，恳谈时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蒋介石还请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其作舆论铺垫。吴稚晖在出面联络留居上海的分子之后，曾与环龙路44号的西山会议派接洽，争取西山会议派的支持。为此他好说歹说，费尽唇舌，终于说动了西山会议派，赞成分共。

3月28日，吴稚晖还出面约集留沪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张静江、李煜瀛、古应芬等举行紧急会议。吴稚晖在会议上报告他于3月6日同陈独秀谈话的经过，他以“陈独秀明言二十年内实行共产”为借口，以已人国民党的员所谓“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为词，提议“应行纠察”，实行“清党”。其他人吴稚晖的提议，并将“清党”冠以“护党救国”之名。

4月2日，蒋介石集团假“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名在沪召开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人数不及全体中央监察委员的半数，但这次会议却冠之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名义。会上，吴稚晖提出了“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函”，谓“现在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及附和之各员奉俄国鲍罗廷煽动而盘踞”，因而，“举凡中央执行委员内叛逆有据之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要求“中央委员非委员，及未附逆委员临时讨论，可否出以非常处置。”

蒋介石对上海外围的重要城市作了部署：白崇禧负责浙江的军务；调何应钦到南京，将卫戍南京而倾向革命的3个团缴械，并以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倾向武汉政府的第二、六两军渡江作战，两军渡江后，立即切断退路；收买孙传芳的第五师和第九师师长，令其驻守扬州和南通。在上海，将不可完全信任的第一、二两师调往南京，调新近归顺的孙传芳的旧部周风岐的军队担任上海防务。

蒋介石还控制了舆论，4月6日发表的文告规定：“所有武汉发来之电报、函件及武汉各报淆惑听闻妨碍革命之记载，并总政治部等各种反宣传广告，一概不许刊登及转载。”

蒋介石派杨虎联络上海的帮会势力。杨虎到上海后，立即联络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动员帮会参加。当杨找到杜月笙商议联合“剿共”的时候，杜月笙认为：“机不可失，参加将来在政治上才有地位。”杜还提出胜利了绝不会对他们有好处，只会是和国民党同归于尽。与其这样，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使国民党取胜，才有前途。遂决心与蒋介石合作，充当爪牙。

蒋介石还采纳了杨虎的建议，盗用辛亥革命时期“国民共进会”的名义，令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中华共进会”。通过这一筹组活动，他们迅速成立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帮会势力武装，成为进攻上海纠察队的主力骨干、“急先锋”，只要蒋介石一声令下，这些地痞流氓、鸡鸣狗盗之徒便会倾巢而出，助蒋清共。

蒋介石在暗中联络日本的同时，通过多条渠道与美国接洽。1月26日，事先征得蒋介石同意的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双方皆愿今后经常保持联系，互通情况。通过这次密谈，王正廷把革命营垒内部的矛盾状况和蒋介石集团的计划向美国亮了底牌。美国政府极为欣喜，虽然明知国民政府不准蒋介石同外国交涉，仍下令将上海租界中立照会正本分交蒋介石、张作霖二人，以示赏识和器重，只将抄本送陈友仁。

www.youxs.org

尽管蒋介石作了充分准备，但为了确保成功，他又在某些细节上精心布置，企图发端于“人不知，鬼不觉”，给对方来个措手不及。

蒋介石进驻上海后，故意施放“团结”的烟幕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驳斥了外国报纸散布的所谓国民党分裂的消息，蒋介石详谈了同人的关系，他声明说，一切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人，不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他都视为同一个党的党员等，诸如此类言语娓娓动听，欺骗民众。

蒋介石于3月25日自芜湖乘舰抵达南京江岸，闻得此讯后，于下午4时在舰上召见江右军总指挥程潜面授机宜后，即驶向上海。下午2时左右，蒋之心腹杨虎代表蒋对日本官员说：

此次事件实为遗憾。这决非党军领导人之意，而是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无论如何请你们宽恕。对党支部，已经下令解散。善后措施愿以诚意交涉。请日本方面无论如何以宽大态度处理这一事件。

阅读蒋介石大传（上册）最新章节 关注https://www.smrhm.com/article/466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