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0日，蒋介石正式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作为运动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的主要内容为：阐发“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之关系”。在蒋介石看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新生活运动“着重于道德与精神方面为主，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本。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为民生的、生产的，着重于行动与物质方面为主，实为新生活运动之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指全国各业总动员，以提高国民之生产与消费能力，增加输出，减少输入等的一种普遍之运动。倡导这一运动的原因在于必集合政府人民各种公私集团一切之力量，而后始能推行尽利也。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总目标为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

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经济建设的主导思想就是在不改变所有制的经济格局下，建立和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求得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这也就是蒋介石的“治本救国”，蒋介石倡导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真实动意是在日本侵华企图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希望通过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充实他控制政治局势的经济实力，即用“建设统一”来保障他的“政治统一”。

裁撤厘金以后，只征收“特种消费税”，特种税只针对指定的几种商品收税，这不仅消除了厘金的弊端，而且使得国库收入每年减少约800万元。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南京国民政府又决定开征统税。所谓统税，即一物只课税一次，课税后此物可以通行全国，不再收税。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裁厘改统”政策，裁撤了大批厘卡，便利了商品流通，活跃了社会经济，节省了很大一部分行政开支，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宋子文、孔祥熙等一改北洋政府时期由地方政府征收的旧习，规定由中央政府征收，从而避免各省、地、县，甚至区、乡、保毫无节制的摊派，使得田赋收入失控的局面，避免历来出现的一方面民众负担太重，一方面中央政府收不到钱的局面。

废除厘金制度，实行统税制，是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又一项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措施。中国的厘金制度始于清咸丰年间，即地方政府在所属区域内的水陆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对过往的商品征收税金，税率一般为1—5％，厘金是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设，以后成为常税，也成了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源。由于当时中国地方性经济比较强，并相互独立，各地关卡如林，使得商品在流通中被多次征收厘金税，即重复征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就严重地阻碍了商品流通和民族经济的发展。1928年12月，财政部召集苏、皖、浙、闽、赣5省裁厘会议，决定裁撤厘金。

1935年4月1日，蒋介石在贵阳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要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8月8日，蒋介石义在成都通电全国，列举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八条纲要，即“振兴实业”、“鼓励垦牧”、“开发矿产”、“提倡征工”、“促进工业”、“调节消费”、“流畅货物”、“调查金融”。

1935年11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发行准备委员会”，准备发行新的货币——法币。由孔祥熙任主席，宋子文、陈光甫等为常委。“发准会”实际上成为币改的领导、执行机构。在南京国民政府的22年历史中，在重大经济决策上，只有1935年的币制改革是较为成功的。

币改的顺利进行是由多方因素所促成，最主要的是南京同民政府和孔祥熙、宋子文等准备充分。除此之外，币制改革也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形势最好的时候进行的，很好地适应了社会对统一货币的心理需求。

经济工作历来在国民党内是由政治委员会负责其纲领和政策的设计和制定，由行政院负责实施的。而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发表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并立即组织其实施。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的国民经济建设纲要更为国民党今后根本方针之一。

此外，币改客观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显然，方便、统一货币的出现可以加快商品流通，扩大经济活动范围，促进全国的物资交流，加速统一开放的市场的发育。币改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实业界人士增加投资，中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继洋务运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之后的第三次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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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4日，在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隶属实业部。接着各省市又成立了相似的分会，以推进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发展。其“主要任务是就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展开宣传，就如何着手解决问题，展开宣传，并对其他公私团体在计划的制定，统计资料的搜集，技术人员的训练，及已受训之技术人员如何与就业机会配搭等方面，提供协助”。于是，一场全国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随之全面推开。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国经济建设方案》，之后，一系列的经济建设措施纷纷出台，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总的来说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视财政金融、交通运输、工业建设为重点，投入的财力、物力最为厚重，成效较为显著。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各种经济政策，在总体上体现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意向，而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客观上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国情的极端复杂，使得上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多少有些扭曲，要么是难以实现既定目标，要么是产生负面影响。

通过币改，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民办、地方银行和地方实力派不再拥有货币发行权、储备权，仅存有营业权，使得许多民办、商办的地方银行发行的钞票，一夜之间被取消流通权利，成为四大银行的附庸，永远失去了同官僚资本、银行抗争的能力。使得地方当局无法再闹财政独立，大大增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控制权，有利于蒋介石对全国的统治。

1935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原来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负责国家的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根据前一阶段调查，划分矿权，整理矿区，并拟定了一个发展“重工业三年计划”，由政府拨款一千万元，并依靠外资，兴建冶金、机械制造、燃料、化工和电气等工业，以建立国民经济的重要的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定国防建设计划时，还考虑到战争爆发后，沿海城市可能被占领，把一些重要的厂矿设在湘赣和四川，同时也能调整工业发展布局不合理的现象。于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经济建设逐渐从制定计划、调查勘测落实到建设、强化国防经济的若干基本产业、从事实际的开发和建设上来。

这一时期，在重工业建设方面已建设成和开始建设的厂矿主要有：湖南湘潭钢铁厂，年产量10吨钢；湖南茶陵及湖北灵乡铁矿；湖北大冶阳新及四川彭县铜矿厂，年产量400吨；江西高坑煤矿，年产量30万吨。到抗战前，资源委员会以投资、合办的形式控制的企业达23个。从15种工业产品生产指源来看（1933年为100），www.youxs.org，1936年工业生产总值为122亿元。这样，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的工业经济呈现稳步向上发展的趋势。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建设不仅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使全国形成“一元化”的市场，而且对抗战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很显然，战前铁路的展筑或新修，在工程进度上均能配合政府全面抗战之紧急需求，为长期抗战提供胜利的保证。抗战头两年，仅铁路运送军队就达1100多万人次，运送军用物资达300万吨。长江航道的疏通，为抗战时期军队和军用物资的运输，尤其是为沿海工业的大量内迁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抗战初期，南京国民政府能组织几次大规模的战役，不能不说与它在抗战前所进行的经济、军事建设有关。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建设，是抗战前经济建设各项中最受重视、成绩也最大的一项建设。

在工业建设方面，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且发展很不平衡。轻工业发展较快，如丝织业、植物油生产等自给有余还输往国外，而重工业却相当薄弱，发展缓慢。在1935年以前，除筹建中央机器厂和民营钢铁厂外，中国几乎谈不上有重工业。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企图日益明朗，南京国民政府内要求建设国防经济，发展重工业的呼声逐渐高涨，各种建设方案和建议纷纷提出。1935年6月，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王祺、傅汝霖、王陆一等提出了《关于集中全力从事于国防重工业的根本建设》的提案，建议政府确定国防工业建设五年计划，选定国防工业区，筹款贷款，聘请与培养技术人才，集中力量建设国防。南京国民政府也认识到“重工业为现代立国骨干，一切工业发展之基础”，“为从事经济建设，应速完成重工业”。所以在国民党五大上提出了发展重工业的方法，并制定了煤炭开采、石油勘测与钢铁及机械制造的发展等计划。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交通运输业比较重视，尤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动用了大量军、民力量修筑公路。www.youxs.org，1937年增至21036公里和11万公里。南京国民政府在修筑新路的同时，对原有的旧路进行了整修，并且着重加大了铁路的运输能力，加强了集中管理。南京国民政府的铁路，便利了内地交通，形成了一定的交通网络，而旧路的整理，则增进了运输效能，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还制定了今后五年交通建设计划，以国民运输及沟通经济中心为原则，决定筹款9480万元，建设铁路14条，其中西南各省有11条，共8529公里；筹款5000万元，建设公路5万公里。可以看出，为抗战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对长江以南及西南诸干线的建设尤为重视，要求完成西南干线的建设，沟通与西北的联络，认为这是“国防最后固守之线。”但因抗战爆发，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改革税制，主要是改革盐税和废除厘金制度，实行统税制。中国盐税自1913年成为善后大借款的担保后，不断增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收回了盐税行政权，并对盐税制度进行了改革。1931年，实行新盐税法，统一盐税，每公斤一律征国币5元，从而大大增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盐税收入，盐税已成为当时政府财政收入一个极为重要的来源。

航运方面，在帝国主义的垄断下，中国航运业很不景气。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航运的建设和整理，并对长江航道进行疏理，炸毁暗礁，清理河床，扩大运量，使之成为当时中国沿海：I二业内迁的主要运输通道。1936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为鼓励国轮国造，公布了造船奖励条例，制定了一个造船计划，预计6年为期，造船84艘，www.youxs.org，但这个计划还没能展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就开始了。

航空方面，上海、南京、汉口最早设机场。1928年7月，开京沪航段。1929年5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航空公司，由中国和美国方面共同经营滇沪、京平、汉广三航线，美方提供飞行技术人员，我方给报酬，提供设备。

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航空业，拥有3家航空公司，开辟航线12条，www.youxs.org。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南京国民政府对航空运输作了一定的部署和调整：将航空公司总办事处及机航总部设法迁移，督饬中国航空公司在汉口、欧亚航空公司在西安加强部署；令各航站储备机件与油料，在洛阳、西安等处建设油库；训练飞行技术人员，逐渐取代外籍人员，以便应付日益复杂的战争局势。

改革币制。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货币制度相当混乱，具体表现在：“发行渠道多”，清廷、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地方实力派、大财团和大银行，都可发行货币；“货币品种多”，品种繁多是当时中国货币的一大特色，有历史上流行、通用的白银，有中央政府发行的钞票，有地方实力派发行的纸币，有财团和银行发行的代金券；“民众受害深”，货币混乱，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严重影响商品流通，影响民族工业的发展，加重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巩固和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1935年，南京政府已成立八年，官僚资本企业和民间企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市场比较成熟，经济的发展呼唤统一的市场，统一市场的必备条件是统一货币。杂乱的货币已无法适应市场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工商业的发展又为币制改革、取消杂币、发行新币提供了经济基础。此外，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逐个翦灭了地方实力派，地方与中央的联系不断加强，国际环境也有利于蒋介石进行币制改革，英、美等国纷纷表示愿意帮助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并欢迎中国加入他们各自的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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