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与日本密谈的动机既有对日妥协的一面，也包含着延缓日军进攻步骤、阻挠和推迟汪精卫伪政权成立的目的，这也是蒋介石抗战两面性的具体反映。

三、把握国际变局

关于共同与日本在内蒙和华北等地驻兵问题，日方提出，两国缔结共同防共协定。对此，蒋方代表表示同意，并答允将内蒙古作为共同防共的特殊地区。不过，蒋方代表坚决反对日方在内蒙和华北驻兵，但同意考虑等到和平恢复后，在重要地区推迟日本撤兵的时间。

关于汪伪政权问题，日方要求实现蒋汪合流。蒋方代表则表示，在中国国内反汪空气日益高涨的形势下，要重庆政府与它合并，无论如何也是不要考虑的问题。

3月24日，蒋介石给香港答复：“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政府内部的意见形成对立，不易决定。希望延期到4月15日再作确定答复。”对此，日本政府很恼火，认为这是“辜负了我们的期望。”于是在3月30日汪伪政权就成立了。

1940年9月，日外相松冈洋右又物色西义显（南满铁路公司总经理）同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接触。这次谈判议案为：国民政府统一；日军全部撤退；日本和中国统一政府订立防共同盟条约。日本政府对以上提案却不答应。11月13日，制订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要蒋单方面屈服，更不愿撤军，被蒋介石拒绝。11月28日，“钱永铭工作”停止。11月30日，日本承认汪伪政权。“钱永铭工作”在拖延日本承认汪伪政权的问题上还是收到了一定效果的。

在这种形势下，6月4日至6日，日蒋代表又在澳门市郊举行了第二次预备会议。会前，曾广对今井武夫私下表示：“蒋介石委员长表面上姑且不谈，内心在希望和平却是事实，因此，在香港第一次秘密会议的备忘录中，日本方面如能认可中国方面的意见，估计必然可以签订协定。”“中国在日华停战的同时，就要发表宣言，所以在第三次秘密会议中希望从时间到内容方面能同日本协商。”会上，双方代表几经交涉，仍无实质性进展。最后，双方同意了一项令人不敢想像的建议：请蒋委员长、汪精卫和坂垣征四郎三人在湖南长沙会谈，一举解决一切问题。从此，双方把希望转向高级会谈。

6月20日，曾广答复日方，高级会谈大致到7月中旬可以举行，地点可定在长沙。日军为推进高级会谈，将派参谋次长泽田茂到南京作现地指导。7月22日，日蒋代表交换了高级会谈备忘录，约定8月中旬在长沙举行高级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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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则于8月21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最近阁下将与坂垣中将会见。余深信，此次会见当能确立两国邦交之基础。”坂垣也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保证”“对于蒋汪合作问题，不作为一项停战条件”。

9月5日，曾广答复日方：近卫亲笔信仍然没有直率地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同时，近卫对坂垣出席长沙高级会谈，不是全面支持，而是旁观的态度。蒋介石对近卫的亲笔信表示了断然拒绝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就中断了“桐工作。”

中国的抗日战争，处在一个利益纷争加剧国际格局大变动的复杂环境之中。因而，正确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势，以及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为中国抗战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无疑是抗日战争中外交策略的重大问题。坚持正面战场抗日作战的同时，蒋介石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极力捕捉每一个有利于中国抗战的转机。

1939年2月，日军攻占海南岛。中国政府认为，日本的这一举动是南进的重要信号，蒋介石称之为“太平洋上之九一八”，日军果然志在南进。3月，日本宣布统辖中国南海诸岛，很快又提出对南太平洋大片领土的要求。蒋介石期待着由于日本的不断挑衅，美英等国将走上制裁日本的道路。

就在国民政府积极活动的时候，发生了“天津事件”。鉴于欧洲局势紧张，为避免两线作战，英国首相张伯伦坚持实行容忍政策，反对制裁日本。7月下旬，英日在东京会谈，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完全承认日本侵华行动的合法性，承诺不援助中国抗战。英国此举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也使许多人开始怀疑蒋介石的苦撑待变策略究竟有几分胜算。

7月22日第二届近卫内阁组成，日美矛盾趋于激化，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对“和谈”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7月31日，蒋方代表向日方提出三项要求并要坂垣亲笔答复：要求近卫以某种方式取消以前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要求在蒋与坂垣会谈时，不要触及蒋汪合流问题；要求日本废除日汪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

蒋介石没有因此遭遇太多的麻烦，他早就牢牢地把军队抓在了手中。得知南京汪伪政权出台的消息，蒋介石并没有恐惧。他只是替那帮自以为是的人惋惜，他们根本就不懂中国政治的特点嘛！其实从汪精卫出走河内的那一天开始，蒋介石就有疑问，他们难道不知道岳飞和秦桧的故事吗？

美国担心汪伪政权的出台会削弱重庆国民政府的权威。从而威胁美国的远东战略，3月30日，发表声明斥责了日本的举动，强调只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合法性。

4月15日，日本外相发表对外声明，向荷兰政府提出保护荷属东印度的要求。美国认为这是日本南下的信号，立即做出反应，反对日本干涉荷属东印度的事务或改变其现状。6月，欧洲的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德军所向披靡，仅用6个星期就打破了号称“欧洲最大的陆军强国”的法国。法国投降后，日本趁火打劫，向法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发起了攻击。

事实上，日本已决定进攻整个东南亚。6月29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发表了“谋求与亚洲各国共存共荣”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演说，将英、法、荷在太平洋的属地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亚、印度纳入“共荣圈”。日寇侵略东南亚各国，一是掠夺战略物资，再就是切断越南、缅甸通往中国的运输线，断绝国外对中国的支援，逼迫中国政府投降。

蒋介石怕的是日寇继续进攻中国的西南大后方，不过没有设想到日本这样疯狂地南进。蒋介石估计形势说：“倭加南进，则其必介入欧战，并与美发生冲突，于我有利也。”蒋介石开始加强与美国的联系。

为了欺骗世界舆论，日本在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同时，在国内外大做宣传文章，企图使人们相信，战争爆发的原因在于中国而不在于日本。日本旅居各国的侨民所办报刊、通讯社也在大造舆论，外国报纸不时转载。面对这种严重局势，中国必须开展国际宣传，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支援。美国便是中国朝野努力争取的重点和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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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除了派遣一流的职业外交官赴美外，还派遣了不少在美有特殊关系或特殊影响的知名人士赴美作为政府外交官、特使，游说美国朝野人士，并在其周围建立起重叠错落的关系网络，以期美国的远东政策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面转化。

1940年6月，蒋介石让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宋子文以蒋的“私人代表”身份出使美国。宋子文带上妻子张乐怡和孩子，声称来美国是为“家庭事务”。他这次到美国居住了将近两年半，但经常在重庆与华盛顿之间飞来飞去。宋子文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获取美国贷款。他充分利用他的宋氏家族与美国的特殊亲密关系，致力于“在总统左右树立各方助手”，除了与美国财长摩根索等政府要员建立深厚私交外，宋子文还审慎地挑选了一批同政府部门有密切联系的人员，如退役军官、政府职员、宗教及群众团体中有影响的人士，以及罗斯福的远房亲戚。这些人后来成为所谓“援华院外活动集团或中国帮”的最初班底。对于宋子文的做法，美国人有独到的理解，他们说这“反映了他的家族爱搞阴谋政治活动这一特点，又反映了中国流行的信念，即认为有权有势才能支配所接受的援助”。

当时，美国的能力主要集中在欧洲与希特勒抗衡，大量的物资在支援英国，罗斯福也在忙于竞选连任第三任总统，美国国会内的多数人仍抱着发生在远东的中日战争与美国无关的观点，因此，宋子文在美国最初的三个月，一美元的贷款也未得到。

日本方面也在等待，等待重庆政府的投降或分化瓦解！在攻占武汉后他们已经成功地获得了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的合作，日本人希望这些资历老名气大的人物的举动能引发重庆的混乱，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同天皇的关系。与蒋介石谈判的“桐工作”进展并不能让人满意，1940年年初的时候，日本人突然发现蒋介石是在玩缓兵计，天皇赐给他时间反省，没想到他居然在谋划怎样更加顽固地对抗天皇。怒火中烧的日本人为了挽回面子，在1940年3月匆匆忙忙地在南京把汪伪政权扶植起来。

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的日本人，也的确耐不住寂寞了，是啊，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早就被人骂臭了又怎能再司号发令呢。天皇在关内中国领土上需要的是一个能办事的臣子，不是掩人耳目的摆设！可是，汪精卫能让天皇满意吗？连日本人自己都觉得悬。

就在蒋介石的抗战热情大受打击的时候，美国政府正式通知日本，废除《美日友好通商航空海条约》。这是中日开战以来，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对日制裁措施，它为蒋介石期待已久的对日禁运铺平了道路，这无疑是对他莫大的鼓舞。

9月，时局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欧洲战争爆发了。蒋介石兴奋得如同见到了曙光，几年的死拼硬挡终于等来了国际形势的转机！所谓“苦撑待变”，就是期待国际矛盾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使中国得到强有力的盟友。蒋介石颇为得意地说，在两年多前，他就预想将中国的抗战坚持到欧战爆发，曾有人怀疑他的策略，现在这一预想终于实现了。他认为中国抗战最大的基本策略已经达成，“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有大变化矣……如我能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国家必能从此复兴也。”

关于东北，日本要求蒋方公开承认“满洲国”。蒋方代表最初主张由中日双方共同作为“满洲国”的保护国，在遭到拒绝后，又提出采取事实上默认的方式来满足日方的要求，但日方对此毫不让步。为了给蒋介石考虑的时间，日本把汪伪政权的成立的时间推迟到3月30日。可见，日本对此还是寄予很大希望的。

借助外力一举解决中日战争是蒋介石的一贯战略。现在，蒋介石进一步指出，中国抗战的目的，“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欧战爆发，促进远东问题解决的中国抗战已与促进世界问题解决的欧洲战争，在东亚西欧同时并进，蒋介石正是从这里看到中国已经获得了一个中国问题将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的基础。蒋介石甚至更为直接地说：“今后我国之处世之道，反形简单，即对内建没根据地，对倭更作持久抗战到底，以待世界战争之结束而已。”其中虽不乏消极思想，但把中国的抗战与世界战争联系起来思考却是有远见的。

9月21日，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说，要求国会修改中立法，废除武器禁运的条款。对待中日战争，美国的态度是逐步扩大对日本的禁运范围。9月26日，罗斯福要求各有关企业停止出口11种指定的原料。12月，又把禁运范围扩大到包括制造飞机用的主要金属。

1939年，是国际局势初现转机的一年，但事情的发展却没有蒋介石设想的那样顺利，随后而来的是一段是漫长而焦灼的等待。值得庆幸的是蒋介石终于看到了转机，美国逐步疏远日本而悄悄地靠近中国，这对处境艰难的蒋介石来说是个鼓舞，使他更加坚定了持久抵抗的决心。

可见在承认“满洲国”、在华驻军和蒋汪合流问题上，两者的矛盾依然很尖锐，在其他问题上则分歧不大，香港预备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结束的。

为配合“和谈”的进行，日军从1940年5月初起，发起了宜昌战役。6月，占领襄阳、攻陷宜昌，进逼四川，空袭重庆、成都等地，企图迫使蒋介石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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