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坐在厢房后窗外面。那个屋子现在重新变成一间厢房，放着乱七八糟的农具和杂物，透过后窗，能看到蜘蛛在上面拖着丝行走。磨盘孤零零地在地中间站着，奶奶还是个小媳妇的时候，天天半夜半夜地推着它干活，后来小贾叔叔围着它拉琴和看书。现在它完全成为一个废物，上面放着一个破柳条筐，柳条筐里不久住进一只叫不出名字的鸟，它从后窗缝隙里飞进去，卧在那里生下几只蛋，然后飞走了。有一次一只野猫从门槛下面的门洞里钻进去，跳到筐里，把鸟蛋消灭掉了。

厢房里光线昏暗，只有门洞里挤进一小块亮色。有一天我坐着坐着，忽然看到一个盘子从门洞下面伸进来，里面盛满了煮地瓜。我站起来，走到厢房后墙拐角的地方，埋伏下来朝白桥张望。我看到张惠从院子里走出来，走上白桥。

总之母亲那个时期的情况就是那样，只要是个当兵的，她就跟人家套近乎。我产生了隐隐的恐惧，如果部队完成了打山洞的任务，然后离开这里，我的母亲张惠将怎么办？

真实的情况是，这一天来得比我预想中的要快。我原来以为，冬天到了，飞快地就要下雪了，下雪之后，他们的工程就要停下，这样，他们至少要在这里度过又一个冬天，等到来年春暖花开再开工，然后，直到山洞打完。

张惠不仅仅老往爷爷的厢房跑了，她还在镇上其它的地方跑来跑去，看那些当兵的在屋子里看书，或者聊天，或者洗衣服。她看到他们打算或正在洗衣服的时候，就会主动要求替人家洗。他们拒绝她的帮助，而她突然变成了一个不矜持的女人，麻利地撸起袖子，跟人家争夺脸盆。以前她是一个多么矜持的女人啊，一个标准的小家碧玉。

她在槐花洲的大街小巷里梦游一样地走来走去，拉住她碰见的每一个人，问他们是否知道部队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在跟她捉迷藏。被她拉住的那些人都很同情地摇摇头，挣脱她，走开了。

有时候，在梦里我甚至能把自己的灵魂和身体分开，身体站在原地，灵魂飘在空中，俯视着满天满地白茫茫的大雪，及在大雪里站着的我。我显得是那么小，像一颗红豆，被老天爷不小心从天上扔下来，扔在雪地里。

对这个梦我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我从来都看不到张惠。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在梦里我只能看到小贾叔叔，那支部队，还有我。整个梦的颜色很简单很绚丽，底色是一片耀眼的雪的白，之后就是绿色和红色。我穿着一件火红的棉衣。这三种颜色是那么干净，纯洁，梦醒之后我总是很失望，我无法在现实里找到那样奇异美丽的搭配。

那天我非常希望神话故事重现：门吱呀一声推开，走进一个肩扛农具的后生，他疲惫地放下农具，饥肠辘辘地正准备做饭，忽然发现地上那盘热气腾腾的煮地瓜。他喜出望外，捧起其中一只，边吃边自言自语——莫非我家来了一位田螺姑娘？

这支部队的突然消失，就像它的突然来临一样，让槐花洲措手不及。镇上那些住过兵的人家，陡然都觉得自己家的院子太空阔了。

但是，对于我的母亲张惠来说，情况则远远不是这样。她一下子垮掉了。

这样，母亲要是再来，发现煮地瓜都被吃光，她会多么高兴啊！

我一直等到黄昏来临，都没有人推门进来。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一只野猫从门洞里钻进来。它在院子里闻到煮地瓜的香味，像纸片一样挤进来，弓起腰喘口气，就开始进攻煮地瓜。几只老鼠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也围过来分食。我以为它们会打起来，结果却是相安无事，野猫允许老鼠跟它共享煮地瓜。

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野猫和老鼠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一直保持和平共处的局面，每次都把盘子里的煮地瓜消灭得干干净净。

一九七九年冬天，那支部队是突然离开槐花洲的。他们的离开长久以来都是一个谜，具有很强的保密色彩，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突然离开的。他们放弃了即将完工的山洞。据说，用不了多久，那条长长的山洞就会洞穿整个玉黄顶山的腹部。

张惠笑笑，心情愉快地走了。

杨雪拉着我，走到猪圈边，抄起勺子舀了一勺猪食，朝斜眼妇女浇过去，说，我看该让你吃两口猪食。

张惠保持这种不很正常的精神状态大约有一个月之久。杨雪泼了斜眼妇女一脸猪食之后，王小雅对我说，林雪，你得想办法让张惠正常，她这样下去，说不定很快就得进精神病院了。

说实话，我也早就不希望母亲是一名田螺姑娘了，主要是因为，我不希望她傻子一样走在大街上让那些没文化的农民耻笑。就连父亲林宝山都要遭人耻笑，他们问他说，林宝山，你家地窖里还有地瓜吗？

还有爷爷。爷爷胡子都很长了，有时候坐着小马扎跟别的老头在大街上晒太阳，会遇见母亲端着地瓜或者拎着空盘子从街上走过，他总是沉默不语。

现在我恨那只每天都从门洞挤进厢房的野猫，还有厢房里的几只老鼠。它们个个膘肥体壮，老鼠们甚至生了一窝小老鼠，小老鼠也参与到吃地瓜的队伍中来。我想不久它们也会膘肥体壮，然后再生一窝小老鼠。

我到兽医站找杨根茂，跟他要灭鼠药。我说家里有老鼠。其实我才不舍得灭掉家里那只老鼠呢，我跟它是好朋友，要是没有它，我会很寂寞的。它很懂事，除了偶尔去吃几口柜子里的饼干，从不到地窖里偷食。它去吃饼干是因为我有时候好几天忘记喂它，而且它知道饼干是我的私人财产。

杨根茂给我一包玉米粒，说上面拌了药，只要洒在老鼠经常出现的地方就行了。我拿着这包玉米粒，来到厢房后窗外面。后窗上的窗玻璃碎了一块，我把那包玉米粒扔进去。

第二天，母亲从门洞里抽出盘子，发现地瓜凉冰冰地躺在盘子里，没有被吃掉。母亲失神地端着这盘凉地瓜回了家。第三天，母亲又端着一盘凉地瓜走过大街。斜眼妇女看母亲傻呆呆的样子，没敢再逗弄她。

母亲病了，发烧。我去找王小雅，王小雅跟我回家，熬小米粥给母亲喝。她坐在灶旁骂骂咧咧，说母亲死心眼。母亲喝下一碗小米粥，吃了退烧药，体温渐渐降下来。

夜里我挨着母亲，她睡得很沉。这是一九七九年的十二月，这个晚上是继当年十月母亲说小贾叔叔崴脚之后，发生第二个诡秘事件的晚上。当时由于服了感冒药，她睡得很沉，王小雅离开的时候说，让她好好睡一觉吧，明天早晨就好了。

我躺在她身边，跟老鼠说了一会儿话。老鼠蹲在炕下面的地上，忧心忡忡地看着张惠，我对老鼠说，没事，放心吧，她明天早晨就会好的，快回洞里睡觉去。

老鼠摇摇头。我不明白老鼠为什么要摇头，以往我让它回去睡觉的时候，它总是会乖乖地消失在柜角，可是这次它迟迟不肯离去。我很困，说，看来你不困，那你自己玩吧，我要睡了。

不知道多久后我醒过来，发现张惠在被窝里坐着，她说，林雪，我梦见小贾叔叔了。他那里下暴雪了，跟咱这里一样。洞口让大雪封住了。

是吗？可是我没听见雪花说话的声音，也许是睡得太沉了吧。我拉开窗帘朝外看看，可是外面只有一片清冷的月光，没有一丝下雪的迹象。

我回到被窝里，发现老鼠蹲在地上。我问它，你一直没去睡吗？老鼠点点头。我说，老蹲在这里，累坏了吧？快去睡吧，你看，我妈妈没事了。老鼠嗓子里发出微弱的声音，我听清了，它说，外面没下雪。我说，没事，我妈妈就是刚才做梦了，你瞧，她又睡了，可能她刚才说梦话呢。

老鼠摇摇头，眼里流下泪水。我诧异地看着老鼠，自从跟它成为好朋友，很少见他哭。我说，老鼠，你怎么了？老鼠不说话，只是流眼泪。

我再次睡过去。睡过去之后，我听到雪花说话的声音，像张惠的呼吸和呓语。

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我发现身边没有了张惠，她躺着的地方一点温度都没有。

我害怕了，飞快地坐起来打算穿衣服。穿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脖子上多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是一把红绳拴着的钥匙。

我穿好衣服爬下炕，发现老鼠依然在地上蹲着。我蹲下去，问老鼠，我妈妈呢？老鼠摇摇头。我发现它可能一个夜里都在流眼泪，地上湿了一片。我说，老鼠，你不冷吗？它不吭声，站起来朝外屋走。

老鼠带我走到灶屋门口，我打开门，看见院子里到处都是雪。这是一场暴雪，旧藤椅只露出椅背的轮廓，老槐树上挂满雪松。我往外迈了一步，头顶碰到屋檐垂下的冰溜子，它们像一根根瞄准大地的冰箭。

母亲呢？大雪里没有她的脚印。或许她神秘地消失在家里，或许她出去了，暴雪埋掉了她的脚印。我回头问老鼠，我妈妈出去了是吗？老鼠点点头。

我转身回到东屋，打算告诉林宝山，母亲不见了。林宝山在睡觉。他整夜睡不着觉，一旦睡着就很沉。我叫了一声，爸爸，嗓子里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于是我离开东屋，重新走到门口，对老鼠说，你回去，乖乖地等着我回来，我出去找她。

老鼠点点头，眼泪哗哗地流。

我迈出腿，腿一下子没到雪里看不见了。我像在雪里游泳一样走出院子，医院后门开了，我穿过医院。经过药房时，一个阿姨叫住我，问，这么早去哪？你妈妈醒了没？她今天接我班。我很想告诉她，我妈妈今天接不了她的班，以后可能也永远都接不了她的班了。但我只是在药房窗户外边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到了镇政府家属院，我敲开杨雪家的门，告诉王小雅，张惠不见了，她肯定去山洞那里了。

王小雅穿上衣服就带着我跑出去。她先去兽医站叫醒杨根茂，让杨根茂拿着一把铁锹在前面开路，我们俩跟在后面，去玉皇顶山。

我终于看到被大雪封住的洞口，像一只什么也看不清的巨兽的嘴。杨根茂用铁锹一点一点刨出洞口的积雪，露出里面深井一样的黑暗。我们走进洞里。

我二十五岁的母亲张惠神色安静，像童话故事里的睡美人一样，躺在山洞里。

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我经历中见过的所有死亡，都不如张惠的死亡那么彻底，纯洁，美丽。那是一个命定的、不可抗拒的、终于的、超然物外的美丽之死。

妇女在街上朝其她妇女挤眉弄眼。

我对那些妇女怀恨在心，但不知道怎么办。杨雪说，那帮土老帽，看我怎么修理她们。杨雪跟我一起上街，远远地跟在张惠后边。张惠经过斜眼妇女家门口的时候，正赶上斜眼妇女提着一桶猪食出来打算喂猪，她放下猪食桶，凑上去逗弄张惠，送地瓜了？张惠说，是的，她问，还送什么了？张惠说，没了，她说，没送大馒头？张惠说，什么大馒头？她说，又白又软的大馒头啊！

那个黄昏过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家里，母亲在等我吃饭，她显得比前些日子高兴了很多，煮地瓜也吃得津津有味。她一直是厌恶吃煮地瓜的。第二天她一早就去门洞那里收盘子，我比她先到，坐在后窗那里，看到她把手伸进来，拿走了空盘子。她高兴地拎着空盘子穿过白桥。

我觉得那时候母亲已经非常不正常了，她高兴地拎着空盘子，甚至哼着歌，招招摇摇地从槐花洲街上走过。街上的人们在后面指指点点，有一次一个斜眼妇女故意问她，张医生，又给解放军送煮地瓜了？

母亲仍然吃那些药粒，但是她好像对它们产生了抗体，有时候她能昏昏地睡着，有时候怎么也睡不着。她睡不着，也不用到药房上班的时候，就频繁地上街。部队打的山洞还没有完工，但是天冷了，已经是十一月了，他们不像前段日子那么赶工期，很多时候，除了到小学校里上课学习开会，他们就活动在各自的住处。

张惠很愉快地回答，是的！

妇女又问，吃了？

张惠扬扬空盘子，说，全吃了！

母亲对他们迟早、注定的离开，肯定也是有一些惧怕的，她只要有时间就跑上街，看看他们是不是还在。

在她的影响下，我也日甚一日地焦灼，并且开始做一个同一场景的梦。在梦里我看到小贾叔叔站在队伍前面，身后是一面巨大的白色银幕，上面空空如也。开始小贾叔叔在打着拍子指挥队伍唱歌，他们每人都拿着一个小凳子。当我以为他们唱完歌后会坐下来看电影的时候，忽然银幕飘起来，飘到空中，像纸片一样飞走了。接着小贾叔叔转过身，带着队伍走向银幕飘走的地方。那么多人，无声无息地，一眨眼就走出我的视线。天上开始下雪，又是一眨眼，天地之间除了雪，什么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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