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来例假的女生再也不用为了逃避中年老师的搜捕而躲到臭气熏天的女厕所里去了。

我们的江老师最接近女生们公开而又隐秘的秘密。住校生晚上睡觉之前常常在宿舍里谈论他，谁要是恰巧赶在体育课上来了例假，就会成为全宿舍几十名女生羡慕的对象。“倒霉”甚至不再让女生烦恼，而成为一件让她高兴的事。

我跟杨雪一起回到家，我去厕所验证了一下，杨雪也去了趟厕所，回来后跟我说，我也流血了，让你传染了。

杨雪的妈妈王小雅有些吃惊，她说，你们才只有十二岁啊，天哪！不过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在西方，是应该给你们行成人礼的。

有关于流血的前因后果，张惠对我的交代毫无保留，她是我真正的生理老师。所以我一点都没有惊慌，我对杨雪说，我成人了。

槐花洲初中一共两名体育老师，在江老师分去之前，只有那名让来例假女生做前后滚翻的中年老师。他是槐花洲中学一段时期以来的道德规范。而后来的江老师则成为挑战这种规范的女性主义代言人，他不仅在体育课上公开让来例假的女生回宿舍休息，让没来例假的女生把多余的裤子借给裤子红了的女生，还建议学校修改规章制度，允许来例假的女生可以不必参加早操。

这样，十五岁的我和杨雪就成为槐花洲最早用上卫生巾的女孩子，此后我们终于弃用每次都要绑在腰上长达三天、直到血迹斑斑才能拿下来清洗的卫生带。

陆续有女生来例假了，但是她们尚不知卫生巾为何物。在槐花洲初中的公共厕所里，女生们还在使用血迹斑斑的卫生带。上世纪八十年代，卫生巾是我和杨雪有别于她们、有别于槐花洲的又一个有力物证。

而让我高兴的事情不止于此。几个月后，我将成为槐花洲初中秋季运动会上的运动员代表。我是班里跑得最快的女生，甚至超过很多男生，因此我是体育课代表。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全校跑得最快的女生。

每天早晨，来例假的女生们在操场中间三三两两地站着，男生们以她们为圆心，边跑边交流心得。一大批男生认为还是做女生好，每个月都可以这么骄傲地流血，还国宝一样受保护。她们在上体育课的时候也能享受同等待遇，不必跑步，翻高低杠，跳高跳远，扔实心球，而是协助体育老师做一些记录之类的工作。每个女生在这样的非常时期，都毫无例外地得到体育老师的温柔以待。

那个时候我总是想起槐花洲中学的早操和体育课。那时候有个性格孤僻的女生，穿着一条被经血染红了一天的裤子，在体育课上跟其他同学一样做前后滚翻，不仅全班同学，包括体育老师都对她那条红裤子视若无睹。没有人敢公开承认例假的存在，那是一个羞耻的禁区。

做运动员代表是很光荣的，有机会站在操场主席台上，面对全校师生发言。江老师跟我说了这件事后，我就偷偷写好了发言稿。

杨雪是槐花洲初级中学最漂亮的女生。我如果没有脸上那道疤，也应该是一个漂亮女生。经常，当我从槐花洲大街上跑过的时候，街上的妇女们会议论纷纷：多漂亮的姑娘，可惜脸上有道疤。

我已经习以为常。槐花洲街上的那些妇女也习惯了那些议论，好像见着我不提一下那道疤，日子就不知道怎么过了。尤其是斜眼妇女。

当我从槐花洲初中考到天津去读书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时候卫生巾和来例假一样稀松平常，卫生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小两岁的女生甚至不知其为何物。而且大家对例假共有的尊敬态度使之俨然成为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那时候每天早晨全校同学排成四列纵队绕操场跑步，来例假的女生享受特别待遇：可以站在操场上，不必跑步。

唯有山洞那里是我的王国。白桥边的爷爷家是我又向往又厌恶的地方，现在我父亲林宝山住在那里。他已经无法在医院工作，因为他夜里不睡觉，白天就没精神扫走廊刷厕所，病人们整天抱怨。有一次他刷厕所的中途睡着了，并且睡在蹲位上，一坨屎还没有打扫完，他就睡在它上面了。他还多次在扫走廊的时候迷迷糊糊地撞了墙，把昔日的旧疮疤又撞出血来。

他不工作了以后，就住到了爷爷家的厢房。因为那年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我们家的房子倒塌了。张惠死后，王小雅就让我搬到镇政府家属院她家里去住了，因为林宝山连饭也不做。我搬到王小雅家，房子倒塌，林宝山没了工作，不搬回爷爷家，就只有饿死。

本来林宝山就是住在爷爷家的，他是因为跟张惠结婚才搬到医院家属房里。现在他重新回到没结婚时的住处。爷爷让他把前后窗上的玻璃都镶好了，农具收拾到厕所旁边的角落里。我很多次偷偷站在后窗外面，看毫无生气的厢房。那里始终有毒玉米粒的味道，再也没有老鼠在地上出没，也没有野猫从门洞里挤进来。林宝山即使在炕上躺着睡觉，看起来也像一具尸体。

现在林宝山像条猪一样地活着。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整天在东厢房里睡觉，不睡觉的时候就傻子一样在街上乱走，笑个没完。他什么也不做，成了一个废人。我对他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是我的父亲，另一方面我却很瞧不起他。

一九七九年冬天，林宝山见到死了后的母亲，忽然呵呵地笑了，笑得很得意。大家都说，林宝山这半辈子从来没那么笑过。他耸着肩膀，身子一颤一颤的，眼里笑出浑浊的泪花。此后林宝山就得了一种止不住笑的怪病，只要不睡，他就在笑。没人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不笑。人们都说，宝山想张惠过度，魔怔了。可我总觉得他很高兴。人只有高兴了才想笑，不高兴怎么会笑呢？张惠看不上他，这个看不上他的女人终于死了，他是该笑笑。

母亲死后的第二年五月，槐花开放的时候，我到白桥上看槐花，有一天忽然看到林宝山。我看到他后下意识地想逃跑，可脚底下瞬间生出根须来，跟白桥长在一起。

林宝山一路笑着走上白桥。他的笑声像无影手，伸进我耳朵里，一下一下地抓挠。他看见我了，终于止住笑，但忽然问了我一句，你是谁家的小孩？

我感觉到那只无影手掏穿我的耳朵，一路到达心脏的部位，又到达眼眶子里。我流出泪来，叫了他一声爸爸。但是却没发出声音。没有奇迹出现。

这期间有个镇上的人也从白桥上经过，见我对林宝山这样，摇摇头说，你爸爸都这样了，你还不肯叫他一声。心硬的孩子。

母亲死后，我们家的房子倒塌了。

那天清早，杨根茂叫来镇医院的医生，他们用担架把张惠抬下玉皇顶山，我一个人留在山洞口看两只乌鸦筑巢。

没有人找我。他们在镇上忙成了一锅粥。如花似玉来到槐花洲的知识青年张惠把自己冻死了，她的尸体直接送到了医院，镇政府马上派人去烟台联系张惠的家人。然而张惠那时候家里只剩下一个哥哥，而且多年没有往来。我的这个舅舅告诉镇政府派去的人：在你们当地烧了吧。

于是他们手忙脚乱地开始烧张惠，同时抢救再度昏死过去的王小雅。王小雅自告奋勇陪镇政府的人一起去烟台，返回的路上受到刺激，再次昏死过去。

半上午，杨雪在一个名叫邹明的男孩陪同下，来山洞找我。中午时分，我们回到医院的时候，他们还在忙那几件事情。爷爷把笑个不停的林宝山弄回白桥旁边的家里，杨根茂则陪着刚刚再次苏醒过来的王小雅。

我一个人回到医院后面的家属院。雪已经停了，我穿过迎风招展的白床单，站在我家院门口。院子里的雪留下了人们很多的脏脚印，树上的鸟不见了。我走进院子，抬头找了好久。树无声无息，只有雪末让风吹起，像无声电影。

鸟不见了，我进屋去找老鼠。屋里也无声无息，我叫了一声，老鼠！没人应答。我走进西屋，发现老鼠死在地上。

鸟的失踪和老鼠的死亡让我产生不祥的预感，这个时候我听到头顶有劈啪的响声，西墙角的天花板裂开了一道缝隙，房顶上的雪从缝隙里落到炕上。我把手从脖领伸进去，掏出母亲挂在我脖子上的钥匙，跑过去打开写字台抽屉上的锁。母亲淡绿色的塑料皮笔记本躺在抽屉里，纸页在里面不安地掀动。

等我拿着笔记本刚迈出灶屋门槛，身后发出更大的响声。我跑到院门口停下来，转过身，看到我家的三间房子倒塌了，厚厚的积雪忽隆隆地落进去，一眨眼就把房子填满了。

而左右邻居家的房子还都好好的。

我重新跑回院子里，去拖我母亲留下的旧藤椅。手刚碰上去，它就散架了。

很长一段时间，没人愿意走进我家的院子。很显然那是一个晦气的地方。于是那里就成了一堆瓦砾场，春天的时候，上面长出很多草来。它旁边的树却没有发芽，夏天，也就没有浓密的树叶，更没有知了在里面唱歌。

刘光头在凳子上坐着抽烟。

在这个家里，按理说杨根茂应该是最厌恶刘光头的，但因为王小雅喜欢刘光头，杨根茂遇见刘光头时就点头哈腰表示友好。杨雪对刘光头不喜欢也不是很讨厌，因为她习惯了。

所以在这个家里，只有我才对这个土匪似的男人厌恶至极。我从不正眼看他，有一次他很轻薄地扯我的辫梢，我伸手抓过桌子上的剪刀，一下子就把辫梢剪断了。

吃完饭后，王小雅就关上了她的房门。刘光头睡在镇政府单人宿舍里的时候，远远不如睡在王小雅床上的时候多。有时候王小雅还到单身宿舍里收拾他的脏床单和脏衣服，拿回家洗。我不明白王小雅为什么能看上这个男人，这个男人又为什么能看上三十三岁的王小雅。他比她小十岁。

关于这个男人，他在我的记忆里总是跟一辆雅玛哈摩托车在一起。他天天骑着它，在镇政府大院里进进出出。整个槐花洲的人都知道，槐花洲最美的知青王小雅跟这个天天骑着雅玛哈的年轻人相好，明目张胆，有恃无恐。

我觉得王小雅现在变得低级而庸俗了。她早已不是当初喜欢手风琴手的她了。她不肯跟浑身散发着牲畜大粪味道的杨根茂一起睡觉，却肯跟这个土匪似的男人睡觉，而在我看来，这个男人并不比杨根茂好到哪里去。他的光头和脸充满了汗腺，总是溢着不那么干净的分泌物。

以前王小雅是镇上领导相好的时候，她是有身价的，但我觉得，即便该领导落了难，王小雅也不该自贬身价到如此地步。

杨根茂一直睡在兽医站里，我和杨雪睡在另一间房里，我们各自睡一张单人床。我们一直很要好，彼此是对方在槐花洲最好的朋友。

对所有人来说，山洞是一个不祥之地，甚至当两只乌鸦站在槐树上一叫，附近的人听了都要赶紧跑到听不到的地方去。长此以往，这里的各种树木每到收获季节就没有任何人光顾，野柿子熟透了，扑通扑通往下跳，酸枣像红豆一样在枝头唱歌，核桃从带刺的外衣里滚出来，滚到我脚旁。还有不知名的虫子，在草和花里吟诗。

我是它们的国王。

由于经常去玉皇顶山，因此我隔三差五地从斜眼妇女家门口经过。她家住在街东边，我去玉皇顶山必须经过她家门口。我猜，也许是为了躲避她我才练得越跑越快吧。

山洞总是那个样子，自从张惠冻死在那里，就很少有人接近它。它自在而寂寞，像身负重大使命、不得不寂寞而生。这样也好，没有人跟我共享，使它成为我的独立王国。没有大人赶着牛或羊来放牧，也没有勤工俭学的学生来摘树上的野果和松球。这里树木参天，草绿花黄。

我的例假来得很早。十二岁的一个晚上，我和杨雪一起在槐花洲政府大院看电影，忽然觉得内裤有些粘，预感到我流血了。在我的母亲张惠还活着的时候，她很早就告诉我，当有一天你流血了，那就说明你长大成人，不再是一个小孩子，而是一个姑娘了。

我的朋友是两只乌鸦，住在洞口的一棵老槐树上。一九七九年冬天，杨根茂回到槐花洲医院，找人把张惠和王小雅抬下玉皇顶山。王小雅因为过于悲痛晕死过去。这时来了两只乌鸦绕着洞口飞来飞去，不停鸹鸹地叫。人们都很讨厌，说，像敲丧钟。他们抬着张惠和王小雅迅速离开这不祥的地方。乌鸦一左一右停在我的肩头，沉默不语良久。后来它们围着洞口的一棵老槐树飞，找到一高一矮两个树杈，开始衔枝筑巢。

我站在洞口问它们，你们要住在这里吗？它们鸹鸹叫两声，以示回答。它们上上下下飞个不停，累得气喘吁吁。

第二天一早，它们已经在巢里睡了一觉，神采奕奕地蹲在枝头向我问候，紫蓝色的羽毛在太阳下闪着金属的光泽。他们都说它们是丧鸟，那有什么关系呢，不影响我们成为好朋友。张惠虽然让他们抬下去，送到医院里烧成一把灰，但我觉得她还在山洞里。乌鸦是飞来守护张惠的，我不在的时候它们可以陪张惠说话。

王小雅跑到供销社去给我们两人买回卫生用具，然后拿了一卷卫生纸给我和杨雪做示范，教我们把卫生纸叠成一个长条，塞到卫生带里。第二天，我就能熟练应付结构复杂的卫生带了，甚至能把它的两根带子在腰上系出一个好看的蝴蝶结。

一九八七年夏天，王小雅从县城回来，给我们买了好几包卫生巾。她很神秘地对我们说，以后咱们就不用每个月往身上系卫生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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