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议员少了一半，国会名存实亡，共和制也名存实亡。

袁世凯说那没关系啊，你可以补选啊。选举非国民党员进入国会。

他在二次革命爆发后并没有立即对国民党议员实施报复，只抓了几个平时闹唤得凶的以儆效尤，留下了其他人。因为留着他们还有用，他需要国会帮他摘掉“临时”的帽子，需要走个法律形式。如果清洗了国民党议员，国会少了45%的议员，达不到四分之三的参会人数，选举就没法进行了。

国民党议员跑了几个去投孙中山，但多数人还是留下了。前面说过，国民党的成分复杂并且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荣华富贵而入党。他们主动跟叛乱的国民党划清界限或脱党，希望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

袁世凯平定了二次革命后抓紧时间选举总统。他得赶紧把自己这个临时大总统转了正。他要求国会先不要管宪法，先把总统选出来再说。

袁世凯辩解说，临时约法没有考虑到议员所属党派参与叛乱的特殊情况。别说临时约法没有相关规定，世界各国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这是特事特办，算不得违法。我总不能让乱党、叛党决定国家大事吧？

英俄德日等列强随即宣布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美国早在民国正式参议院成立之日就已经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此时发来贺电“电贺袁世凯就任总统”。

不久后，宪法草案也出台了。袁世凯看过后不满意，还是孙中山的《临时约法》那一套，搞大内阁小总统。袁世凯让宪法起草委员会修改，要求扩大总统职权。宪法起草委员会多是国民党人，拒绝了袁世凯的要求，认为宪法既然已经脱稿就应该由国会投票来决定是否需要修改，坚持进入投票程序。

残存议员坚决不同意，要求恢复国民党议员资格。接受补选就等于默认罢免议员合法，承认你们罢免议员的权力。你罢免了我补选。我补选完你再罢免。你看谁不顺眼就罢免谁。那国会不就成了你的下属部门了吗？

国会达不到法定开会人数，陷入瘫痪。新鲜出炉的宪法草案也成了废纸。

残存议员强烈抗议袁世凯非法罢免议员。按照临时约法，只有国会才有资格罢免议员，总统和内阁都没有这个权力。

双方互不退让，陷入僵局。

内阁打算搞政治体制改革，召开行政会议讨论改革措施。与会代表包括中央代表和各省选派的代表。

袁世凯灵机一动，把行政会议改名为ZZ会议，取代国会，并且以ZZ会议的名义解散国会。

结果在国会投票前夕，袁世凯突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资格。理由是国民党参与叛乱，也就是二次革命。已经宣布脱党或早已转投其他党的议员也被收缴了议员证。也就是说但凡曾加入过国民党的议员一律清除出国会。此令一下，国会超过一半的议员不能进入国会开会。

这下子，国内朝内都清静了。再没人敢烦他，更没人敢跟他对着干。现在的袁世凯是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想怎么着怎么着。袁世凯感到还是独裁好啊。

此后，袁世凯开始加紧准备恢复帝制。他想再上一层楼，过过做皇帝的瘾。

原来的那个皇帝，也就是清朝的末代皇帝，依然健在。小皇帝溥仪按照袁世凯承诺的优待条例宣布退位后依然保留着皇帝的称号，只不过是在紫禁城里关上门做皇帝。

溥仪退位时才6岁。他还不明白退位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也不明白他名义上的妈隆裕太后为什么天天躲在屋里抹眼泪。

隆裕哭自己命苦、哭自己无能，把祖宗的江山搞丢了。整整哭了一年，隆裕太后郁郁而终。

隆裕真是是个苦命的女人，从入宫那一天起就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光绪不喜欢她，理都懒得理她，让她一直守活寡。光绪死了，慈禧也死了，按说她终于媳妇熬成婆可以扬眉吐气了。但是慈禧临死让醇亲王做摄政王，把她晾在一边。醇亲王心力交瘁提出辞职，她贪图垂帘听政的机会立刻照准。但她哪有婆婆慈禧的本事，胆又小，人又傻，被袁世凯连唬带吓签了退位诏书，等明白过味来，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了。

当时舆论对隆裕太后之死颇为惋惜。《中国日报》说：“抑郁深宫二十余年，既无可誉，亦无可讥。惟清廷退位，后立居多，将来共和史中不失有价值之人物也”。《亚细亚日报》也说：“隆裕太后……力主共和，实为有造民国”。

隆裕死后，袁世凯下令降半旗致哀，为隆裕太后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率政府官员向隆裕遗体三鞠躬。隆裕的灵柩被送入清东陵。满清王朝的遗老遗少全套朝服叩头，向隆裕做最后的告别，同时也是向逝去的满清王朝做最后的告别。隆裕是空前绝后唯一一个享受中西合璧葬礼的太后。

溥仪此时已经8岁，还在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

国会解散后，中华民国处于模糊状态，既非共和制也非帝制。中国应该走向共和还是恢复帝制众说纷纭。

袁世凯认为民主共和是个不成功的实验。用现在的话讲，西方那一套不适合中国。他想恢复帝制，认为帝制才符合中国国情。

他手下有两大谋士，梁启超和杨度。

梁启超在清朝时候是通缉犯，流亡日本，但在清朝灭亡以后没事了，回到了中国。他以前宣传君主立宪制。现在君主没了，改大总统了，他又开始宣传总统制。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重新组阁，请他担任司法总长。

梁启超认为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民智未开”。老百姓现在的素质达不到实现民主的水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你就是给他权利，他也不会使。不如先实行“开明专制”，也就是类似于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慢慢向民主过渡。等国民总体素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再提民主共和的事。他支持袁世凯加强中央权力、抑制地方权力的努力，支持大总统小内阁，但反对复辟帝制。即便是他曾鼓吹的君主立宪制，他也不再支持。

袁世凯则希望永久保留权力，做没有选举和任期限制的国家YS。能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只有君主制，只有称帝。因此他不再待见梁启超，转而依靠杨度。

杨度是个奇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哪朝哪代都吃得开。在清朝做举人时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去日本留学时跟孙中山、黄兴、蔡锷交往甚密。回国后宣传君主立宪，被吸收进皇族内阁。辛亥革命后投靠了袁世凯。袁世凯死后加入国民党。北伐时跟共产党共事，认为将来得天下的必定是共产党，于是通过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此时此刻的杨度作为袁世凯的师爷极力鼓吹君主立宪制，窜唆袁世凯称帝。他认为现在中央软弱无力不能集中力量对付虎视眈眈的列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强中央集权才能救中国。而君主制最能体现中央集权。他希望袁世凯做中国的拿破仑。

杨度在他的《君宪救国论》文章内写道：“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袁世凯对杨度的观点赞赏有加，让他负责恢复帝制的舆论准备工作。杨度组织了一个筹安会，积极鼓吹君主立宪。

袁世凯自己也在向君主制悄悄靠拢。他把国务院改名政事堂，把总理改名国务卿，请他在清朝时期的谋士徐世昌担任国务卿执掌政事堂。

政事堂这个名字来自唐宋对宰相办公室的称呼。国务卿是个新词。卿是皇帝对大臣的称呼。徐世昌做过清朝的军机大臣、太傅等职。

同时袁世凯开始大力推崇孔子，举行祭天大典，亲率内阁跪拜上天。

他力邀康有为入阁，主持尊孔复古。

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后流亡国外。辛亥革命后，他回到国内。这时他已经由维新派领袖变成保守派领袖，鼓吹保皇尊孔。但他拒绝袁世凯的邀请，对袁世凯出卖光绪、出卖大清依然怀恨在心。

袁世凯尊孔复古让外界有些看不懂，不知道他这是要复古呢，还是要复辟。

清朝的遗老遗少错会了意，以为袁世凯要恢复大清的江山社稷。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开始上蹿下跳，为宣统皇帝复辟制造舆论。他们把革命党人口中的“共和”解释为西周时期的周召共和。现在皇帝还小，袁世凯代为摄政，实行共和。等皇帝年岁大了，袁世凯会还政于君，恢复帝制。有些人跑到北京游说袁世凯尽早还政于君。

袁世凯大怒，以妖言惑众罪将游说的人赶出北京。

大家这才明白，袁世凯复辟不是复大清的辟，他是想恢复帝制，自己做皇帝。

革命党人首先行动起来，一面揭露袁世凯复辟的阴谋，一面设法阻止。有革命党人发表文章《袁世凯皇帝之梦》，揭发袁世凯想复辟称帝。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准备发动第三次革命。国内的革命党人计划发动暴动或刺杀袁世凯。

袁世凯请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和他的中华革命党。日本趁机提条件，要求在华的特殊权利。袁世凯不肯答应，这事于是作罢。手机\端 一秒記住《www.》為您提\供精彩小說\閱讀

杨度和革命党人一吵吵，大家都知道袁世凯有了称帝的想法。

民间对于袁世凯称帝意见不一。大家都是从帝制过来的人。有的人对帝制深恶痛绝。有的人对帝制还很怀念。多数人对帝制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对于底层人没有感受到共和制给他们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该交租交租，该交税交税，没有因为共和了生活就变得好过了，爱谁谁吧。各省政府对帝制坚决反对，因为中央集权意味着地方自治权将被削弱。他们当然不乐意了。相反，有些人出于对地方离心倾向的担心拥护帝制。总之，大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各有各的想法。

袁世凯听到的多是拥护的声音，所以积极向帝制努力。但世界大战的爆发扰乱了他称帝的步伐。

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骨干分子。国民党骨干大多跑去日本避难。蒋介石在刺杀陶成章后潜逃日本躲避风头，在那里投到孙中山麾下。

参加闹事的省份被袁世凯更换了都督。蔡锷在“二次革命”期间站在袁世凯一边。但是袁世凯对也他不放心，调他进京做官。

ZZ会议搞出一个袁氏版的《中华民国约法》代替《临时约法》，正式恢复了总统制。

新约法授予总统至高无上的权力。总统总揽统治权，即便是宣战、媾和也无需国会批准，发布命令也不再需要内阁副署。内阁就是总统的直辖部门。

1913年——1914年袁世凯待国会选举他为正式总统后，解散国会，开始独裁统治。

《大总统选举法》随后公布。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任，并且可以无限连任。总统继任人由前总统推荐。总统选举变成了变相世袭。

袁世凯实际上成了名为总统的皇帝。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本意是限制、索性总统的权力，没想到反倒给了袁世凯独裁的机会。

国会选举毫无意外地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

袁世凯即日发表《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国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间所订之一切条约、协约、公约，必当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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