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这是蒋介石打算武力镇压的强烈暗号，一场蓄谋已久的血腥剿杀已经势在必发。

蒋介石预先布置下圈套，4月11日，杜月笙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至法租界赴宴。当晚局势已经非常紧张，总工会已得到右派要缴械的报告，另外一个负责人李泊之曾劝汪寿华不要去，但汪考虑后认为还是去的好。随后汪与杜同去，但汪寿华却一去无回，在被诱捕后不久，即遭暗杀。

汪精卫于1926年11月20日从法国启程、中经苏联，于4月1日抵达上海。蒋介石多次与他进行“亲密”晤谈。关于蒋、汪上海会谈的内幕，蒋、汪在日后均有叙述。蒋介石在奠都南京后，曾公布了其与汪精卫会谈的要点：蒋告诉汪，必须立即“清党”；蒋劝汪舍武汉而去南京。

汪精卫在上海会谈中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汪精卫在本质上是的，他赞成“暂时应急之法”三条：由蒋、汪共同通知陈独秀，各地员暂停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武汉政府及中央党部妨碍党国前途的命令可以不受；各省党部，各机关如有捣乱分子在内阴谋破坏，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

4月9日，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等人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该通电攻击武汉联席会议以来的种种措施，尤其对于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统一革命力量案》准许人参加国民政府，大肆攻击。这项通电，无疑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政治宣言，为即将发生的政变披上“护党救国”的外衣，为蒋介石制造了又一个合法根据。

从4月8日至12日，白崇禧军队的政治部在上海报纸上发布口号：打倒在后方制造混乱的破坏分子！打倒反对三民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拥护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加强真正的国民党党权！打倒篡党篡权的阴谋分子！士兵在前线牺牲生命，正直的工人不要在后方制造骚乱，举行罢工！

导致蒋、汪上海会谈最终不欢而散的直接因素是4月5日报刊上发表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首先强调国共团结的必要性：因为虽然我们得到了胜利，但我们的敌人仍然存在。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

《汪陈联合宣言》受到了共产国际的重视，称赞它是政治上的一大胜利，但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不满。事实上，蒋是应该感谢这张宣言的。因为，《汪陈联合宣言》没有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倾向，而且否认了蒋介石的“驱逐友党摧残工会”的事实，把一些历史事实当作“谣言”去辟，麻痹了革命群众的斗志，使他们放松警惕。

4月12日凌晨，在祁齐路上的司令部内响起了军号声，上海滩内的炮舰也拉响了汽笛，隐藏在租界内的青红帮打手，臂缠“工”字符号的袖章，打着工人的旗号，携带枪械，倾巢出动，在闸北、南市、沪西、浦东、吴淞等处袭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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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蒋介石委任白崇禧为上海驻军司令，白氏的任务就是解除“一切非法武装分子的武装”。三天之后，4月10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被解散（上海分部在前一天已被撤销），蒋介石在一份声明中指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人进行的宣传教育，瓦解国民革命军。

反动军队旋即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双方枪械，2700名配有17。0支长枪和几十挺机关枪的工人纠察队员在几小时内就被解除了武装。队员们有的来不及反抗，有的虽拼死抵抗也不能幸免，几百名纠查队员被杀害。

12日晨4时许，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方面据闻湖州会馆总工会会所发生枪声，工人纠察总队指挥顾顺章即偕卫兵两人，军医及书记等往该会馆总工会会所视察情形。入内略事休息，约过20分钟，枪声复作，顾氏出外探视，即见有60余便衣军，臂缠白布黑“工”字徽章，正向会所内放枪。门前纠察队20余人，亦向之抵御，未及十分钟，又有大批二十六军部队开到，当有五团团长邢霆如向纠察队谓：“请你们不要还击，我们来，为你们缴他们便衣军的械。”

说毕，即将所有便衣军枪械，未经抵抗，即完全缴下，并用绳索捆绑。纠察队见状，即请党军入内吃茶抽烟，但邢进人后，便要顾顺章去第二师师部，并进行扣留，大家见总指挥被捉，只得依言三叉式将枪靠好，党军又逼令纠察队，向后退三步，并将机关枪等对准湖州会馆纠察队，至此遂无能为力，党军即人内占据该会，办事员亦全部退出。随后邢即要顾同赴第二师师长处谈话，顾无法反抗，遂同到宝山路天主堂二师司令部，时在上午7时，拘至下午3时许始行释出。

但《宣言》的发表和汪精卫的离沪使蒋介石集团拉汪精卫结盟的计划成了泡影，蒋介石及其同伙决定立即单独行动起来。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蒋介石又在东路军中进行了“清党”。首先是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胡公冕被通缉，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被迫辞职出走，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江董琴被迫到武汉避难。接着，赶走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及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及所有左派军官，撤销、拘捕一切政治工作人员。东路军中的左派军官及其他下级军官愤而离职者，不下四五百人。到4月20日止，从东南地区被迫回到武汉的政治工作人员已达三四百人，随后不久更多达千余人。

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此前所经营的私人班子开始发挥作用。英法当局的间接帮助最为明显，法租界包打听的首脑就是青帮的首领黄金荣。杜月笙也是跑前跑后，好不繁忙。先与公共租界总董、法租界总巡举行过秘密谈判，并达成青红帮出人、法租界出枪、公共租界借路的三方协议。

从11日夜间开始，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和英日卫军合作，不断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附近的中国领土上制造侵袭事件。4月14日晚，英国的铁甲车与日本陆战队合作，小规模地侵袭越界筑路区。助蒋之反动气势，长其兵威。

在蒋介石的“已克复的各省实行清党”密令指示下，粤、闽、浙、江等及四川的反革命分子也纷纷出动。

广西的一些城市在黄绍竑指使下也展开了同样的镇压行动。四川军阀刘湘下令军队刀枪并用，对手无寸铁的广大群众实行血腥屠杀，当地死难者达5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由张静江亲自前往部署“清党”，杭州和宁波等地的大批员和革命者遭到杀害。广州“清党”的重点是黄埔军校的“清党”。

逮捕之员约400余人，黄埔学生被李济深捉去的有五六百人，枪毙的也很多。

蒋介石终于结束了出于权力维护和升级，不停地在、拉共、反苏联苏中左右摇摆的两难境地，和为掩人耳目，实行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政治阴谋的束缚，可以“光明正大”、无所顾忌地按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了。

4月14日，白崇禧以“市政府组织人员中混有共产分子”为借口，下令封闭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当天下午，陈群指挥军警出动，搜查和封闭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学生联合会、平民日报社等团体和机关。在此后的数天中，各革命的工会组织概被查封，工人集会和罢工概被以“反革命”论罪，凡佩戴上海总工会符号的工人随时被拘捕判罪。

同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大队长王瑞华率领武装卫队两排，分乘汽车6辆驰抵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将市政府在场开会的执行委员10余人连同办事员、茶役等20余人，押乘汽车一并解往龙华司令部。

与此同时，闸北商务总厂、闸北商务俱乐部（即纠察队总指挥处）、闸北天通阉路、南市华商电车公司、南市三山会馆、浦东、吴淞各地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工人纠察队因抵抗而死者百余人，工友群众，死者数百人。

4月12日，白崇禧以戒严司令名义发布布告，将事变称之为“武装工友的冲突”，并说解除双方工友的武装是驻军司令之职责。

接着，其他的与会者亦纷纷报告最近在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安庆、上海之所为，诬蔑上述地区人的“革命活动”皆有不利于国民党，受外人指使之事实，会议最后决议：“照吴委员所拟办法备文咨送中央执行委员。”吴稚晖还提议，将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审查，审查标准是：纯为国民党忠实分子，态度可疑之分子，分子及其附和分子。只将提案文咨送“纯为国民党忠实分子”的中央执行委员。关于提案发出的时间，吴稚晖提议：待决裂后发出。假“中央监察委员会”之名决议“清党”，使蒋介石集团为即将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披上了一袭“合法”外衣。

上海总工会对工人纠察队的被袭击，“完全出乎意料之外”。4月13日，上海总工会为反抗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布总同盟罢工宣言，将事变真相通电全国，号召上海工人阶级“誓死奋斗，宁愿死于以国民革命为旗帜者之手，虽死亦有荣”。自4月13日开始，上海丝织、纺织、印刷等行业的工人以及电车司机、商店店员、海员20余万人举行了大罢工。

4月13日上午，闸北工人群众在青云路广场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和上海军事当局的反动行径；要求收回工人武装，惩办破坏工会的军官，会后，群众前往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时，早已埋伏于此的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士兵，竟开枪扫射徒手群众，枪击历时十五、六分钟，死伤者血流街道，呼喊啼哭之声惨不忍闻，当场死亡百人以上，伤者不可数计。南市方面，也发生了反动军队向游行工人群众开枪事件，当时打死十余人。

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的授意下，一个自称为“上海工联总会”的组织出笼了，以此来取代上海总工会。13日下午，上海总工会被查封，打手们重新占领了上海总工会驻地湖州会馆。

另一方面，汪精卫仍然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及其联俄容共政策的继承人和党纪捍卫者的面目出现，未同意蒋介石等人立即“清党”的主张。汪提议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以解决一切问题。之后，汪秘密登船，离沪返至武汉。

汪精卫不远万里自海外归国，在上海不同意立即“清党”，舍上海而赴武汉，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均基于试图恢复从前的权力和地位的考虑，蒋、汪上海会谈分歧的实质就在于他们两人之间的权力之争，蒋介石企图暂时联汪立即，然后再排汪独掌大权，而汪则想暂时联共抗蒋，然后再分共独掌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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