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抱住我大哭。林雪，如果时光重回，那个晚上还没发生，我一定会想办法修正这个错误。

我说，可是已经发生了呀。

母亲为了我的疤痕而大病一场，她发烧，说胡话，经常在睡梦里跳起来，喊着，斧头，走开！我想，也许母亲也频繁做类似的噩梦，梦到斧头长了翅膀，追着我的脸不放。

我也没有摆脱那个噩梦的纠缠，它无数次造访我的睡眠，给我制造雷同的场景：它像一道追命鬼符，无所不在地追踪我。只是，不同的是，后来梦里的我渐渐有了自己的意识，当那把长了翅膀的斧头到处追赶我的时候，我产生跟它玩游戏的想法，因为我知道它终究会追上我，在我脸上来那么一下。结局清楚，过程就不再那么惶恐和痛苦。

现在，我是一个脸上有着一道疤痕的女孩。那道疤痕在我的左脸上，长长的，弯弯的，像一条月牙。

我说，我梦见过。我梦见斧头追赶我，我变成老鼠躲进这个洞后面。

母亲将信将疑，她翻了那么久衣柜，都没发现有什么洞。但她还是蹲在地上，把里面所有衣物都搬出来检查了一下。果然她发现了一个洞，并把胳膊从洞里伸出去，成功地拽出那条让灰网笼罩的白裤子。

母亲悲喜交加，说，你知道吗，当年在烟台，我跟王小雅是托人去上海买的这条裤子。晚上我们用葡萄糖瓶子装满热水熨裤线，然后整整齐齐地叠好，压在枕头底下。白天我们连坐都不舍得坐一下，就怕鼓出膝盖。

我表面若无其事，心里很忧伤。从我脸上有疤以后，母亲再也没有用手摸着我的脸说，林雪，你真漂亮。她甚至很多时候不敢看我的脸，眼神躲躲闪闪的。

母亲环顾四周，这儿？槐花洲？

母亲的眼睛暗淡下去。她暗淡地告别了刚刚回归一小会儿的青春感觉，又跌回到现实中来。这时候她产生了一个疑问，林雪，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个洞？

现在，只有杨雪还肯跟我好，其他的孩子们看见我都躲着走，有些胆大的，好奇地过来摸摸我的疤，然后跑开。

母亲大病一场，病好之后就时常一个人发呆。我把她扶到到院子里，让她蜷在藤椅里晒太阳，告诉她槐树开花了，她就抬起头来找槐花。我说槐花在那儿，她就顺着我的手去看槐花。如果我不说，她就呆呆地坐着，眼睛空洞。

除了上班，母亲剩下的时光多半都耗费在旧藤椅里，跟树上的鸟为伴。鸟儿们已经对她发呆的样子习以为常，有时候闲极无聊，还飞下来观察她一下，逗弄逗弄她。它们在她面前踱步，发现引不起她的注意，就飞上她的膝头，这时候她可能会把虚无缥缈的眼光调回来，看一下鸟。鸟张开嘴巴叫两声，她没有反应，鸟就飞走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穿上它呢？

我在后窗外面的土坎上坐了大约一个小时，小贾叔叔终于看见了我，他呆呆地站在磨盘旁边，我也呆呆地看着他。后来他说，林雪，进来。我摇摇头说，不了。我不想让他看见我脸上的疤。

于是我们就隔着窗子说话，我坐在土坎上，他站在窗子里面。他说，林雪，你们都还好吗？我说，不太好，我妈妈总是发呆。她好像忘了很多事情，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总是心不在焉。

小贾叔叔把眼抬起来看着天花板，半天没作声。后来他说，我快要考试了。我说，你考上军校，就要离开这里了，是吧？他说，是的。我说，那你去哪里？他说，不知道。

我离开的时候，小贾叔叔说，林雪，你在我心里是最美丽的一个女孩，她们都没有你美，你要记住。

回家的时候我哭了。我不知道小贾叔叔是不是因为我脸上有了丑陋的疤才这样说的，我想，他是在安慰我吧。

日子过得很慢。我把我的小花裙搭在椅子背上，等着夏天到来。

母亲不那么喜欢洗澡了。夜里的林宝山还和以前没什么区别，他每次叫唤的时候，都要提到“那个小白脸”。不管他说什么样的粗话，张惠总是一声不吭。

我有些担心。因为张惠自始至终一声不吭，这有些不太正常。以往她即使不吭声，也会把胳膊和腿在炕上伸来伸去，踢被子和枕头，还有炕席，发出各种响声，这些声音我都能分辨出来。有一天夜里父亲叫了三次，第三次的时候我很害怕，我觉得张惠不应该那么沉默，她至少应该有愤怒的喘气声。我悄悄地下了炕，走到他们的房间门口。很奇怪，我听到了母亲均匀的呼吸声。

我十分疑心她是不是真的正在享受一场香甜的睡眠。

尽管我不相信母亲能在父亲亢奋的叫唤声里沉睡，但至少我听到了她的呼吸，她的呼吸很正常，这说明，我不需要为她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而担心。母亲均匀的呼吸声传染了我，我躺回炕上，很快就进入了睡眠。

第二天，张惠在药房呆了一上午，下午，她照样在院子里的旧藤椅上坐着，她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她睡得很安静，阳光照在她的脸上，使她的脸显得像婴儿那样纯净，连树上的鸟都看呆了。鸟们蹲在树杈上叹气。

她变得越来越嗜睡了。晚上，我发现她在悄悄吃一些药粒。此后几天我发现她经常吃那些药粒。我问她，你病了吗？她说，没有。我说，那你在吃什么药？她说，哦，吃了容易睡着。别担心，对身体没什么坏处。

既然对身体没什么坏处，我就不担心了。母亲在医院里的药房上班，她是知道什么药可以吃什么药不可以吃的。而且，母亲现在变得懒散了，对什么事情都不那么认真了，她连看都懒得看林宝山一眼。她吃了药后能那么容易地睡过去，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她不用看到林宝山，也不用听到林宝山骂那个小白脸了。

有一天，大约是六月了，在杨雪家里，王小雅告诉我一件事情，她说，林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城市正在商讨知青问题呢。

我说，是吗？

王小雅说，是啊，云南知青可以在六个月内优先安置返城了，就是说，今年的春节，他们就可以在自己家里过了。很多城市都在采用变通办法，同意知青病退和困退。

我说，什么叫病退和困退？

王小雅说，说了你也不懂。你妈妈懂。

我知道，王小雅的意思是让我回家去跟张惠说这件事情。她们为什么总是不能好好地过呢，每隔一段时间，她们就要这么折腾一次，每次的折腾又都没有什么结果。王小雅呼呼地流着血在我炕上面如死灰躺着的那些日子，她好像忘了。

但我还是对张惠说了这件事情。张惠在藤椅上眯着眼睛似睡非睡，听到这件事后，她睁了睁眼，立刻又闭上了。树上的鸟本来也希望我的话能让张惠高兴一下子，结果一切如初，它们很不解，但也只好闭上眼睛学张惠似睡非睡。

她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不像前几次那样了。我想，她吃的那些药粒可真管用，以后，我们家就能太太平平地过日子了。如果我父亲林宝山不在夜里那么叫唤，就更太平了。

王小雅没有得到张惠的响应，她也叹了口气，不再提这件事情了。那天她突然对杨雪说，去，把杨根茂叫回家来，我做疙瘩汤给你们喝。

杨雪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说实话我也不太相信。王小雅又说了一遍，你们两个小丫头，快叫杨根茂去。我们两人才满腹狐疑地跑出门，到兽医站去找杨根茂。路上我问杨雪，你妈妈又想干什么？杨雪说，谁知道。

杨根茂像客人一样谨慎地喝了两碗疙瘩汤，然后说，我走了？王小雅说，别走了。

我跟杨雪面面相觑。杨雪拉着我进了她的房间，说，你也别走了。

我有些好奇，我以前多次在杨雪家睡过，但是，从来没遇见过杨根茂也在家睡。我跟杨雪躺在一个被窝里，竖着耳朵。杨雪说，我妈妈肯定会踢我爸爸，让他滚，说他身上有大粪味。

但是很奇怪，那个晚上王小雅没骂杨根茂和他身上的大粪味，她说话的声调甚至有些温柔，一段时间里只有她一个人在那里絮絮地说话，没有杨根茂的声音，只有他的喘气声，但是他的喘气声也尽量压得很低。他不像我父亲林宝山那么放肆。

我听到王小雅在教杨根茂一些事情，她说，你要这样，对，就这样。轻一点，慢慢的……

杨根茂大约学得很用功，王小雅比较满意，她开始哼起来，很舒服地哼着，像在唱歌。我想，他们大约也在做张惠跟林宝山一起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张惠从来也没这样舒服地哼唱过呢？是林宝山不会吧？还是张惠没教过林宝山？想到这里我很羡慕杨雪，杨雪可以在夜里听到这样温柔的声音，而我只能听到林宝山粗野的叫唤，和张惠愤怒的反抗。

后来，王小雅开始叫一个人的名字，开始我以为她叫的是杨根茂，但是她的声音渐渐地大起来，我听到她叫的根本就不是杨根茂，而是另外一个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她说，小林，我爱你，小林，我是你的手风琴……

手风琴？我跟杨雪对望了一眼，都明白了，王小雅叫的是那个手风琴手的名字，她让他把她当成他怀里的手风琴。小林的手指是什么样的呢？像小贾叔叔那样优美，灵活，苍白吗？

他们的床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王小雅大声叫小林，杨根茂说，我就是小林，我在呢。

杨根茂怎么能说自己是小林呢？王小雅又不是不知道他不是手风琴手。果然，王小雅不再哼唱之后，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她对杨根茂说，你身上还是有大粪味，你走吧。

王小雅没喝令杨根茂滚蛋，而是说你走吧，这已经够不错的了。杨根茂很感激王小雅对她态度的转变，飞快地从床上下来，说好好我马上走。

据杨雪说，从那以后，杨根茂的地位发生了一些改变，王小雅允许他偶尔回家来了。他回家之后，王小雅就在夜里叫他小林，用各种声调叫。杨根茂对王小雅这样叫他没有丝毫意见，他似乎还很乐意被王小雅叫做小林，他总是答应得很痛快。杨雪说，哼，我猜他特别希望变成手风琴手。

但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怎么能变成另一个人呢？尽管有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身边的某个人突然变成另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人。就像若干年以后，我长大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希望我看见的每一个男人能变成小贾叔叔，或者我的中学体育老师江老师。

我的母亲张惠，现在她总是端着茶杯，蜷在旧藤椅里发呆，或者打瞌睡。她经常在迷糊中把手里的茶杯翻倒，茶水像尿水一样洇湿了她的裤子，有时候正好淹着了爬到她膝盖上晒太阳的蚂蚁，把蚂蚁搞得精湿。这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蚂蚁捉下来，母亲对此浑然不觉。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小贾叔叔考上军校离开之后，我的母亲张惠还频繁地到那些住兵的人家家里去，她对每个当兵的都态度友好甚至有些讨好，把他们全体当成小贾叔叔。

可是我总觉得那缕头发很闷，就像脸上挡了道帘子。我想，夏天来了就好了，等到秋天，可能疤就消退了。

我去看小贾叔叔，坐在他的后窗外面。他在屋子里围着磨盘看书，看得很认真。他还是那么瘦。他的屋子里再也听不到一点琴声了。

有时候蚂蚁们也会光顾她的膝头，它们以为她的腿是一座高山，费了老大的力气爬上去，停在她的膝头。我有时候搬了小凳子坐在她旁边，观察那些勤劳的小蚂蚁，告诉它们，它们晒太阳的地方是我母亲美丽的膝头。

有一次，母亲很认真地捧着我的脸看，说，林雪，将来还会有好男人爱你吗？

五月了，槐花洲到处飘荡着槐花的香味，我对夏天的盼望也变得具体起来。因为镇上的人都说，疤痕必须过了夏天才能消退。但是又有人在背后议论说，林雪脸上的疤是消不了的，伤得太深了。

我为了安慰她，就说，会的。

她显得有些欣慰，但是这种欣慰没过多久就消失了，她哗哗地流泪，说，林雪，你以后怎么办呢？

再后来，母亲就总是给我梳头发。她把我的头发解散开，不厌其烦地梳来梳去，梳得我头皮都隐隐作痛。最后，她固执地把我的一缕头发垂下来，试图用它来挡住那道疤。

在梦里，我们把家里三间房子跑了无数遍，每一个犄角旮旯都曾经光顾过，甚至那些长期不曾拉开过的抽屉。我们在关键时刻变化成各种形状，纸片，豆子，苍蝇，老鼠，甚至消遁于无形，穿过任何窄小的缝隙，在那些地方自由出入。我去过母亲锁笔记本的抽屉，那时我变成了一只蚊子，停在她的淡绿色笔记本上。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沉重的封皮打开，可是，里面那些字因为过于巨大而消解了字的意义，在我眼里成了一个个由乱七八糟横竖杠杠搭成的骨架。

有一次，母亲到处找她的一条白色裤子。她翻衣柜，翻抽屉，翻五斗橱，遍寻不着。之前她在第N遍地重温一沓老照片，其中有一张，她把两条小辫子挽成两个髻，像小丫环一样俏皮可爱，上身穿一件绿底白花的确良短袖衬衣，下身穿一条白色裤子，脚蹬一双黑色皮鞋。在一九七九年，这身打扮洋气得让我每次看到都要艳羡。母亲保留着这件绿底白花衬衣和白裤子，时不时拿出来抚摸一下。可是那天母亲就是找不到白裤子了，她急得简直要哭了。我说，衣柜后面有个洞，白裤子掉在柜子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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