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其他朋友通信的过程当中，我多次提到一个词叫做群落或者社群。这个群落有时候叫做单位，有时候叫做家庭。不同性质的群落运行的规则也不同，人需要适应不同的规则，关键是要善于利用规则，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我年轻的时候，如果有人张口闭口都说自己的利益，我会对那个人投去鄙夷的目光。似乎人应该回避谈论自己的利益，而整天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利益挂在嘴上。现在看来当时的我是非常虚伪的，但当时我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把今天的我请到当时的我面前，说不定还会发生一场争论。今天的我是这样看的，一个人如果没办法清楚的表达自己的利益，对自己的利益没有准确的认知。指望他能够维护他人或者公共利益是非常荒唐的，上中学的时候我们一定听到过这样的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又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慷慨激昂的话说起来非常过瘾，但这样的话往往大而无物。历史上那些有大成就的人，往往很少说这样的大话。

先天下之忧而忧，意味着你的忧虑永远不会停止。天下的事物如此繁巨，足以吞没任何一个人全部的经历。把如此巨大的忧虑背在身上，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他只能选择轻生，因为那是不堪承受之重。后天下之乐而乐意味着你永远不会快乐，正所谓按倒葫芦起了瓢，把自己的快乐放在最后，也如同轻生一样。对一个具有烟火气的人而言，不需要在创作文学作品时装作圣人，不需要说圣人才说的话。人应该及时行乐，因为如果你足够倒霉的话，你就没有机会看到明天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不需要时时刻刻把他人和公共利益放在心上，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每个人只需要承担起自己应当应份的职责就行了。

收到你的回信是非常令人感到欢喜的一件事，在回信当中你问了我几个问题，在此一并予以回答。你问我之前几次在街上碰到我，为什么你在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却选择回避？是啊！如果我向一个人打招呼，那个人没有理我，事后却有寄信给我。我一定会觉得这个人有病，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我把自己。留在现在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地方当做是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有很多故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而我回避与他们任何其中一个人进行接触。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我发现自己很难清楚明白的告诉你。相信将来会有那么一天，你明白我现在的心情。在回信当中你又问到了我的创作情况，这件事一般我也不会对人提起，除非那个人跟我没有任何交集。总而言之，如果我能够较长一段时间保持通信的话，这些秘密就会陆续揭开。

其实我的教养不足以让我正视你的存在，因为你不只是存在于我的回忆当中，你也存在于我的现实生活当中。我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恰当的方式来与你相处，在这里我也必须向你承认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我是一个能力非常差的人。我没有办法彻底的放下过去的自己，这就是我在很多场合都表现的格格不入的原因。曾经我一直认为这只是我暂时停留的地方，现如今客栈要变成家了。我后半生所有的舞台就在这里，这怎么能不让我感到悲伤呢？年少时我也有非常绚丽的梦想，现如今我就像是一片废墟当中被丢弃在角落里的瓦砾。与人交往，大多数人都愿意得到正向的激励。而跟我交往的人这些是非常奢侈的，因为通常情况下我的情绪是非常低落的，与我交流的人也常常能从我这里听到很多负面的评论。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像喜鹊，一种像乌鸦。这好比天地有阴阳，喜鹊为阳，乌鸦为阴！二者都有存在的价值，在中原文化的语境当中，乌鸦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不吉祥的鸟，而在旗人的语境当中乌鸦被认为是非常吉祥的一种鸟，因为他曾经救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命。

亲爱的云女士:

诗歌应该具有烟火气，其实一切文学作品都应该具有烟火气。在这样的文学作品当中人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看到自己的喜怒哀乐。唯其如此，文学才能够在社会当中产生影响，个人化的思考是必要的，但不应该脱离烟火气。我们的文学创作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限制，如果你碰到了红线，你的作品就休想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这让我在创作过程当中逐渐进入了盲区，从我的手底下出来的东西，没有烟火气。因为我的周围没有朋友，我所能接触到的就是一双又一双冰冷的眼神，稍有不慎就会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我不知道这些年你创作了什么作品，我也很期待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接触到你写的东西。这是我的愿望，希望能够实现。在我的印象当中，你一直都是一个美好的人。你的背影出现在夕阳下，行走在光影中。

与其让它被丢在角落里长霉，用火焚毁岂不是更有尊严？今天的人创作诗歌往往手里拿着笔想一句写一句，古人创作诗歌的时候不是如此，甚至他们根本用不到纸笔。我的意思是当诗人提笔把诗写在纸上的时候诗歌早已经完成了创作。比如古人经常在马上作诗，马在行进当中，你能想象坐在马上掏出来一支笔蘸上墨然后写诗吗？李白有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叫做《赠汪伦》。第一句:李白乘舟将欲行，意思是李白已经在船上了，准备要离开。第二句:忽闻岸上踏歌声。意思是忽然听到岸上有人唱歌，这说明船已经开出一段距离了，如果是近距离唱歌不会用忽然两个字。第三四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意思是千尺之深的桃花潭水，不及汪伦送我之情深。由此可以合理的推测，这首诗很可能是汪伦在岸上为李白踏歌送行时，李白在船上做的答复。

这个时候人们也许会感到惊讶，如果这首诗真的是李白脱口而出，即兴之作。它怎么会流传下来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李白在乘船离开之后，很可能没过多久就已经把这首诗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时创作诗歌与收集诗歌的是两拨人，创作诗歌的是诗人，收集诗歌的人是读者。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不同题材的诗歌在历史上就是不同时期的流行歌曲。也许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之下的诗歌与今天语境之下的诗歌是两回事。虽然新诗当中出现过一个新月派，主张诗歌应该具有建筑美、音乐美。但它实际上已经脱离了音乐，因为新乐派所说的音乐美是一种朗读时产生了一种节奏感，而传统的诗歌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作品都是被传唱的非常广的作品，在当时很可能贩夫走卒皆能歌之，只是不清楚他的意思吧！就如同今天，很多人都能唱黄家驹的《光辉岁月》，但这首作品产生的背景。以及歌词的含义就不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了。

在历代王朝当中，赵宋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朝代，三代以下一共有两个朝代延续时间超过三百年，一个是汉朝，一个是宋朝。西汉覆灭之后，光武帝刘秀与西汉的末代皇帝关系早就出了五服，虽然出自同宗，却已经不是伦理意义上的血亲。赵宋则不同，徽钦二帝被俘掳之后，在临安继承大统的是徽宗的儿子，钦宗的弟弟。总体上来看，赵宋是一个非常开放，但是有非常僵化的朝代。赵宋在最初的时候是享有一番作为的，比如宋太宗曾经想要收复燕云十六州。几次战争打下来，辽军越战越勇，宋军转攻为守。在防守战争当中，宋军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可辽军仍旧保持了相对的优势，所以到最后不是辽国向宋朝提供岁币，而是宋朝向辽国提供岁币。两家都自称皇帝，并且以兄弟相称，这是非常颠覆传统的一种情形。

汉族给人一种刻板的印象，似乎在歌舞一向非常的不擅长。那是今天的汉族过去的汉族可不是这样，《毛诗序》当中这样表述:言之不足。则嗟叹之，嗟叹之不足，则长言之。长言之不足，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在当时的氛围之下，只要情绪到了人会很自然的唱歌，如果情绪再升高，就会翩翩起舞。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当时那样一种环境之下，如果你对事一无所知，你就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情感。诗歌就是各个时期的流行歌曲，今天因为很多字的读音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妨碍了人们对诗歌的理解。在保持古音的状态之下，诗人所使用的每个字都是有情绪的。怎么说呢？对于诗歌而言，文字好比琴弦，手指需要拨动琴弦才能产生美妙的音乐，诗歌需要借助文字才能很好的抒发情感，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之下，诗人对文字的读音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每一个字好比一个音符，把不同的文字放在一起，就形成一段美妙的旋律。

今天人们对诗歌的认知，深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原有的对诗歌的认知被认为是陈旧的观念。而从西洋引进的对诗歌的认知被认为是崭新的，新的自然是要引领诗歌发展走向的。其实西洋对诗歌的这一套理解方式在两千年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可以这么说它与我国本土诗歌的传统一样古老。不能因为它来自域外，就把它称作是新的，也不能因为什么东西产自本土就认为它是旧的。在当时那样一种环境之下，人们已经没办法融入到古人用当时诗歌所营造的那样一种文化语境，西洋制式的诗歌虽然成功的左右了人们对诗歌的认知，却并没有像人们最初想的那样，诗歌真正进入了普罗大众的生活，相反，许多用白话创作的不押韵的诗，普罗大众理解起来仍旧非常的困难。因为这样的诗歌不具有烟火气，没办法与每天为生活奔波的人产生共鸣。

后世人们仍旧习惯把赵宋当作正统，按照人们对正统的理解，一般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居天下之中，二是合四海为一。或许正是因为宋朝每天都面对着巨大的外部压力，使得他们根本折腾不起。所以才会表现的越来越僵化，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虽然一时间轰轰烈烈到最后都惨淡收场。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有革除旧弊的雄心，可当时的社会环境非常不利于做事，相反，如果你是一个混日子的人，在那个年代你会生活的很好。赵宋时期的器物是最具有太平气象的，赵宋在南北两个不同时期气象也完全不同，北宋的时候，日常情况下人们主流的审美崇尚简单质朴。南宋的时候，即便是在日常情况下人们也越来越追求繁复的纹饰，缤纷的色彩。从朝廷到民间，人变得越来越急躁，越来越闹腾。赵宋虽然在空间上被不断的压缩，但它在时间上却战胜了很多个朝代。

对不起，一时没有刹住车，竟然花费这么大的篇幅谈论赵宋。简单来说我的意思是宋朝的时候因为印刷术的普及，大大的降低了书籍的价格，极大的拓展了知识传播的广度，但又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知识传播的深度。那个时候，话本开始流行，很多人会在闲暇时间聚在书馆听书。按说这个时候，文章和诗歌都应该具有烟火气，实际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你如果读宋人的文章，你会感觉每一个写文章的人都像是圣人。那个时候出现了所谓哲理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时的儒生变得像禅僧一样，他们期待着在某个月黑风暴的夜晚忽然大彻大悟，明白了这世上全部的真理。总而言之，这些圣人距离世俗生活是比较远的。但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却非常的巨大，有限的生存空间，贫富差距还在不断的拉大，社会矛盾异常的尖锐。

相比于文章和诗，宋词似乎更具有烟火气，所以在那个时代，词取代诗成为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其实这也是自然的规律，任何一种音乐形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题材，作为主流持续影响人们精神生活三百年之后，一般来说就会被一种新的音乐形式所取代。在二十年前，民族唱法在内地仍旧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现如今民族唱法几乎已经被束之高阁，通俗唱法也被称作是流行演唱在音乐市场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民族唱法影响力之所以不断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世俗生活不具有烟火气。这些歌手通常没有办法在市场上生存，而他们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就是找机会出现在各大晚会之上。民族唱法是民歌的变体，民歌就应该来自民间。一首民歌的出现大致过程是这样的，某地发生轰动性的事件，事件当中的主角引发了广泛的议论，这个时候就有好事者会套用前人留下的曲牌填词。

在这里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岑参有过一首七言绝句，叫做《逢入京使》。第一句:故园东望路漫漫，当时诗人是自东往西走，所以家在东边，意思是朝东边一看自己的距离家越来越远了。第二句:双袖龙钟泪不干。意思是不停的用双袖擦拭，眼泪眼泪还是不干？第三四句: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相逢的时候，大家都坐在马上。没有纸笔可以写家书，希望你给家里带个口信、报个平安。马上相逢无纸笔，可以直接了当的道出创作这首诗时的情形，人家已经说的很明白了没有执笔，这首诗之所以能够被流传下来，很明显是这位入京使回到长安之后逐渐传开的。

新丰九年正月十一日

通常一首歌在不同的地区会出现不同的版本，比如说《走西口》，在今天的陕北和山西就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山西和陕北虽然说的都是晋语，民风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恶劣的自然条件，迫使山西人外出经商，久而久之在当地也形成了外出打拼的传统。陕北则不同，尽管自然条件同样恶劣，但陕北人比山西人更恋家，宁可日子过得一塌糊涂，也要留在家里。山西的《走西口》有一种豪迈的感觉，而陕北的《走西口》则通篇充斥着一种小妹妹送哥泪花流的凄凉之感。走西口所描述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因为环境恶化人不得不外出谋生，当时的人们不像现在一样，离开家被当成是一件天大的事。二十几年前，流行一种打工民谣。在这种歌曲当中充斥着乡愁，这样的歌曲在如今这个年月很难听到了。这就意味着人们越来越把离开故居之地，当做是一件小事。

很抱歉，在跟你通信的时候，我一直在说自己的事情。而且我要向你坦白，我之所以要写信。绝对没有意愿窥探你的生活，我只是希望我的各种想法有一个出口，哪怕这个出口是虚拟的。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与我经常性的交换各种看法，我是一个热衷表达甚至喜欢辩论的人。在这样一种压抑的环境当中生活，对于我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折磨。辛丑年的大门已经打开，在这一年里，我对自己提几个小的要求。希望自己在单位里不议论或者评论任何无关工作的事。对自己的切身利益要逐渐敏感起来，与单位同事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接触，衷心希望新的一年一切顺利！但我觉得这个希望是非常奢侈的，我必须有足够的准备，面对即将发生的各种复杂局面。

三候，鱼陟负冰。陟，言积，升也！高也！阳气已动，鱼渐上游而近于冰也！

此致

敬礼

你的朋友陶唐

当你经过一个山谷，听到乌鸦的叫声，你就会非常的紧张。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总会遇到好事和坏事，好事为阳，坏事为阴，好事可以成全一个人，坏事可以磨练一个人。未曾被磨练过的人不会沉稳，不会圆融。没有被成全过的人，他的人格会有出现畸形的危险。真正明白道理的人能够在好事与坏事交叉出现的过程当中获得成长，不明白道理的人在好事出现的时候狂喜，当他面对复杂局面的时候就会茫然无措，过去的这些年我也被成全过，虽然次数很少，我也遭遇过一些挫折，但这些挫折要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要被活活闷死的鸭子，我的出路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在回信当中你提到了过去我寄给你的诗歌，这样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那个年代，我虽然遭到过摧残，带着我的内心深处仍旧维持着一定的温度。如今的我像是一锅永远不可能被煮沸的水，就算是咬着牙要作一首诗，也是硬来。不是捕捉灵感、水到渠成，而是有非常明显的斧凿痕迹，没有那种浑然天成的感觉。过去的时候我有创作诗歌的热情，是因为我相信我的诗有读者。现在我的作品没有读者，没有观众的表演没有存在的必要。过去有这样一种习俗，每当诗人走向人生终点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把自己的诗稿拿来焚烧掉。在《红楼梦》里林黛玉在林中之时烧掉了自己的作品，被称作是焚稿断痴情。诗人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人的心中有这样一种想法，不被欣赏的艺术没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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